本文大体上可以算作我上一篇博文《1996年的“新生代”作家笔会》的续篇吧。

上一篇地址：

 

                       70后演义系列之二

 

              我所认识的70后女作家们：阿美、周洁茹、魏微

 

 

    丁天和姜丰这两位1996年曾在《北京文学》一显身手的青年作家显然是我最早认识的两位"70后"，尽管那时候文坛内外关于"70年代人"、"70后""70年代"一类的提法还没有叫响，但从年龄上来说，这二位当然是"70后"，而且他们出道早，当年写的小说也很有锐气、才情，无疑应当属于"70后"作家群中相当重要的人物。
   几年后，当"70后""美女作家"（当时所指的大体就是70年代出生的部分女作家）的提法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作为同代人，作为热爱写作的人群中的非常执着的一员，老实说，我那时还是有点着急的——虽然我那时已陆续在许多报刊发表过一、二十万字的各类文章，但却从没有发表过小说啊！

   虽然我在1993年和1994年期间就曾写过几个中篇小说（合计约有十五、六万字），甚至有一个5万字的东西自己还有点得意，但四处投稿之后终于还是没有能发表出来，乃至有点郁闷，还写了篇《周游首都文坛》的文章发表在一个杂志上聊以排解。

   虽然我最重视的是小说和诗歌，但那时我获得发表机会的文字少有诗歌，更无小说，不过在这里也不妨提一下，比如1993年我曾就向《大学生》杂志接连投稿，并一气发表了5篇文章计一万多字（应该是当年全国大学生在《大学生》杂志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了）。眼见得有你认识的年龄非常接近的同代人在发表小说，虽说我还不至于“文人相轻”，但同代人之间，无论在哪个领域，想必都天然的都存在一种竞争关系（我相信每一代人都是如此，就比如各位“80后”之间，应该也逃不脱这种宿命的），所以我心里就不免要想自己的办法了。

    也许我应该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在1996年和1997年间偶然所看到的丁天的两个短篇小说和姜丰那本自选集中的几个小说，确实值得发表，因为他们早期的这些作品没有给“70后”丢脸。回过头来总结的话，这二位，可能还包括陈家桥等人，应当是形成了“70后”迈向文坛的第一道冲击波（第二波次大约是卫慧、棉棉、魏微、赵波、金仁顺、朱文颖等人吧，之后几年就是更多的人陆续崛起形成整体上的“大爆发”了吧）。至于我呢，因为写得比较杂，或者说面铺得比较宽，又或者是命运注定要了晚些年头才能成器，在小说方面也就没能赶在第一梯队走进文坛。

   不管怎么说，我那时确实是有寻思该怎样才能不掉队了，我希望自己可以尽早成为"70后"中的一员乃至成为主力成员。于是我先是把1998年所写的一篇小说《艳遇》收入了2000年1月出版的《北大情事》一书（该小说曾被该书出版者--新浪网读书频道尊为"著名作家"的王纪卿先生多次称道），然后就我忽然灵机一动，既然我能主编一本《北大情事》，那为什么不能编一本"70后"的小说选呢？一旦编成出版，我不就可以收入一篇自己的小说乃至名正言顺地成为其中的一员了吗（实际上确实收入了一篇，就是《艳遇》）？

   坦率地说，策划编这样一本书，在促进文学新力量全面崛起的意义之外，就我个人而言，自然也还是有些私心的。不过我马上想到了外国许多年轻的现代作家、艺术家们的办法，他们不是多有办一份文学报刊或编一本作品合集乃至发表一篇流派宣言、"革命"宣言就成功崛起的吗？在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固然是正道，但不是也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说法吗？时事不等人，年龄不饶人，姑且想办法先在"70后"挂个号再说，免得掉队了————坦率地说，这就是我的私念所在。

    真正编起这本书来，我才意识到以前的作家们，包括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其实都没有用过“40后”"50后""60后"之类的旗号，前辈们的小说选用的是"第X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选"、"现代派小说选"一类的旗号。如此，被大家热炒起来的"70后"概念还是很有创意和新意的，我就不要讲客气，牵个头把这事做了吧（相信这件事我不做迟早也会有其他人来做，我只是抢了个先手），书一旦出来，说不定也能取得西方许多现代流派昂然崛起时的那种效果。

   不过我没有学习像当年年轻的外国文艺工作者们那样，采取打倒前辈、否定前辈、革前辈的命那样的办法，而是请了许多文坛前辈来担任这本书的顾问。在我看来，文学是有着割不断的传统的，包括先锋文学也是如此。为什么新一代的崛起一定要以革前辈的命作为前提、代价和奠基呢？为了新一代的崛起而这样做似乎失之厚道和偏激吧？当然，不"革命"这样的"改良主义"做派最好是有一个与之互动的前提，那就是没有遭到"保皇派"的拒绝和漠视。孙中山当年上书李鸿章提改良主义的建议，结果无有回响，这就逼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实现文学的创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与实现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相通的道理。只要文坛还具有接纳、欢迎和扶持文学新生力量的纯正热情和有效机制，只要文坛还没有腐朽、封闭、堕落到不可救药，那就还没走到非革命不可的地步，那就还是可以用多进言、多沟通、多上书、多想辙之类的办法来争取和实现“新的崛起”。

   最近在网上看到有报道说，有些年轻的“80后”迫切地喊出了"革金庸武侠的命"一类的口号，还有文章说“80后要革命，70后不同意”，我就觉得，真有这么迫切吗？真有这个必要吗？这种革命的冲动又是从何而来？他们的革命理由何在？“70后”果真是他们的革命对象吗？难道“70后”压迫了“80后”？难道“80后”赚的钱比“70后”少吗？我觉得“80后”有志气无疑是很好的事，是让前辈们感到欣慰的事。不过我要坦率地说，以“80后”已经写下的那些作品，那些尽管在一些方面区别于“70后”，但在总体水准上比“70后”还有一定差距甚至相当差距的作品，就猛地跳出来目空一切地喊着要“革命”，则这“革命”恐怕还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平添了一个新的娱乐话题而已。

   话再说回来。要编"70后"的小说选，首先一定是要和尽量多的作者联系上，品读他们的作品，择其优者而录之，并取得作者们的认可和授权，如此，才可能做成这件事儿。于是我想方设法联系这些70年代人的"心灵书写者"，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虽然还有部分作者没有联系到，但却把最重要的一部分人都给找到了。经过一番综合性的努力，“70后”爱情小说选《玫瑰深处的城市》终于顺利出版，其时为2001年春。我不敢说这本书的出版就标志了“70后”正式而全面的崛起，但“70后”确实是以一个相对开放和兼容、无有壁垒和排他的群体形象亮相了。

 

    因为编这本书的缘故，我阅读了这些“70后”的不少作品，更结识了当中的许多人，这些为我们的文学做出了新的贡献的青年作家们。我为此感到荣幸，下面我就讲一讲我个他们联系、交往的过程和故事，以期使他们的形象更为丰富和鲜明一些。

    我是很希望自己能和所有的“70后”都可以找到机会见个面的，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比如在“70后”的第二次冲击波中涌现的卫慧、棉棉、朱文颖、金仁顺等人我就始终没有见到过，我只是通过邮件和电话和她们联系。

   为了尽可能多地见到这些同代人，可以说，我是在想方设法，比如，我就曾照杂志上提供的作者信息去北大校园按图索骥找到了童月————这个本名叫李学武的，原来是北大中文系曹文轩先生的博士，我感到亲切。又比如，我从出版社打听到了郭小橹的电话，后来见面还请她吃了顿饭，作品也就选定。又比如，2000年春我正在一家网站作编辑的时候，成天在网上游逛晃荡，就偶然在网上看到了其时正活跃于在网上的周洁茹和严虹的电子信箱，于是我发信联系她并收到了她们的回复，商量选用哪篇作品之类。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废话少说，下面我有选择地写写我所认识的这其中的几位吧。

 

 

 

豪爽的阿美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阿美的电话号码该是著名文学编辑张颐雯告诉我的，电话里一寒暄，我才知道她本名叫赵君瑞，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并已在《精品购物指南》做了好几年的编辑。  我向她约了小说稿之后不久，阿美就把自己的两、三个小说发了邮件给我。阅读之后，我便知道她的小说风格是很热烈奔放的，并且文字里具有同代作家中并不很多见的独特的动人心处。然后我就想当面认识一下她了。应该是2000年的某个夏日的中午，我们在一大街上见面了，她看上去很大气，个子挺高，好像有一米七还多。当我们在街边一家餐馆共进了午餐之后，没想到她竟然抢在我之前先买了单，身手非一般的敏捷，到底是正宗的山东人，透着股子豪爽气和巾帼风（这并不影响她的女性化性情）。
再后来，我们又见了第二次面，是在东三环亮马桥的天桥上，并且她还叫了一个年龄显然比我和她都要小几岁的帅气小伙。我想我这回该买单才对了，不料在附近的餐馆里吃完饭之后却又是她买了单，都怪我身手迟缓啊————这事儿，真值得我羞愧N年啊。
再往后，除了2000年冬在某个文学圈子里的聚会上对坐过一回之外，就没有再次见面，虽然我们都在北京。要说联系，那当然是有的，不过，也就是偶尔有新书请她帮忙在她们的报纸上做一下宣传之类的事打电话找过她，如此而已。
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见面时，阿美曾问我有没有小说，她可以向韩东推荐，当时她说韩东在为以"重塑70后"著称的《芙蓉》杂志组稿，许多"70后"作者的稿子就是经他的推荐得以在该刊发表的。我很感谢她的乐于助人，但当时我没太放在心上，只随口说，回头再说吧。也不知怎么回事，后来我竟然忘了这事，始终也没有请她推荐我的小说，尽管我对自己并不认识的韩东并无成见，甚至从媒体中得来的对他的印象还挺好。但也许是我以为《芙蓉》乃家乡刊物，干嘛要请别人推荐呢？自己投稿不也一样？但事实证明，我的投稿一直也没有奏效。我因此想，看来想要在文学刊物发表作品，没有有力的推荐，结果怎样还真是不好说。

我从多年的投稿经验中感到，要想在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啊、诗歌啊什么的，无论谁都会一致地认为：作品质量绝对是第一位的————我绝对没错。不过，因为判断文学作品的优劣并没有一个数量化或公式化的标准，所以在各刊物实际的运作中，其实还是有一些玄奥和微妙的。本来投稿就很多很多，编辑们看稿子都看不过来，许多水平参差不齐的作品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无论是谁，恐怕都难以保证自己能长期对所有的来稿都做到逐一的认真审读，要是有一点偷懒和省事的心理，那就更不好说了。如果再与文坛内外各种的人与事多有瓜葛，甚至来一点错综复杂，再要在哪里发表点什么，那就会更加艰难。
至于以上所提到的，我对之没有任何偏见而只有美好乡情的《芙蓉》杂志，不觉间，这几年以来似乎已经换了好几任主编————我想，这在各文学刊物来说，显然是经常的事。幸运的是，经过自己的努力，我终于在该杂志2006年的第6期发表了一篇15000余字的小说《煤乡纪事》。对了，经过努力，近期的的《人民文学》杂志也发表了我一个中篇小说《讨债》（见2006年第12期）。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情似乎来得太迟了，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喊出过要“革命”的口号来。我是一直在以自己的韧劲在做着自己的努力的，尽管艰难，但却未曾想过要放弃。我在打算投入更多精力来写自己的小说的同时，也期望自己能获得更多在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的机会，就像所有相信自己的人一样。而对文学刊物来说，以更为开放的态度，更有眼光的判断来建设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似乎也是一件需要放下一些什么来的不容易的事。

与周洁茹的一面

 

2000年夏，北京某网站组织了一个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的对话活动，家在常州的周洁茹以传统作家的身份受邀来京参加，她提前通知了我有关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于是我赶去旁观，这就得以见到了她。
看看两边的阵容，网络作家这头坐着的是李寻欢、宁财神等几位（安妮宝贝没有来），传统作家这头坐的是徐坤、赵凝、赵波、周洁茹几位。双方一阵口舌大战之后就到了晚饭时间，主办方又邀请大家到附近的一家酒吧免费去吃自助餐。在这当中，我才得着机会与周洁茹聊了几句。接着又陆续认识了赵波、李寻欢等人。

我的印象是，1976年出生的被有的媒体称为"美女作家"的周洁茹其实不如比她大5岁的赵波漂亮。周洁茹好像送了我一本小说选，我和她整个就说了不到十句话，趁别人找她说话的当儿，我就跑到赵波所在的那一桌聊去了，那一桌有我以前作过专访的领导同志张胜友，有前辈诗人雷抒雁，等等。我跟赵波之前也有联系，不过我不知道她也会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场合，如此，就该算是偶然遇见了。我在编的那本"70后"爱情小说选计划是要配作者照片的，赵波正好带了一些来，我就插话问她要到了几张。聊了一圈之后，时间已经不早，我就径直打道回府，一个人怎么来的，就还是一个人怎么回去。当然，心情很不错，毕竟在会场见到了不少美女，可谓饱了一回眼福。
虽然这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周洁茹，但因为她的缘故，我直接或间接地见到并认识了好几人，就是以上所提及的这些位，什么宁财神、李寻欢、赵波啊之类（网络作家之前我没曾想到要联系）。所以我一直对她怀着些谢意，以致就在自己写的那篇题为《一代人的崛起》的文章中重点地夸了夸她的写作，我不知道这是否有那么一点"感谢"和"徇私"的意思在里面————她当年写的那些小说虽然也还不错，但还真算不上有多么多么出色，对当时的她来说，似乎有那么点名气大于作品的意思。
至于朱文颖、金仁顺两位，我却不记得是远在常州尚未见面的周洁茹在电话里向我推荐的，还是魏微向我推荐的来着。

                         
与魏微的交往

 

2004年底，业已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魏微，在伟大的首都北京生活了几年之后，竟出人意料的南下广州做起了广东的专业作家，05年还听说她分到了省作协的一套房子，由此她大约可以安居乐业了。这是令人欣慰的。
魏微本来是在南京生活的，可2001年的那个春天，她忽然地到北京来，并就此住下了，这在当时也是出于我的意料的。之前我也就是为着那本名为《玫瑰深处的城市》的爱情小说选而和她在电话中有过几次联系。
据魏微本人说，她以前是在北京呆过一段时间的。而她的再次到北京来发展，也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她甚至为此提前来找过感觉。记得2001年的3月2日（据我的日记，以下同）她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已在北京，并提出了当晚就见一面的建议。当我赶到北大东门的一家咖啡屋时，她和她的几个朋友已经先到了。于是大家边喝茶边聊天，直到10点多大家才散去。这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我记得临别时我们是握了一下手的。她没在北京多逗留，似乎第二天晚上就乘车回南京了。
同年的7月6日上午我曾给南京的她打电话，接电话的人答复说她已经搬家。可我没想到的是，当晚她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到北京了。两天后的7月8日，魏微便来看我了。在我住处附近的一家餐馆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晚饭。聊天的时候，我感觉我们是谈得来的，有着同为文人的共同语言。饭后她还专门到我住处视察了一下，结果见到了我当时的女朋友（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明确介绍）。
之后不久，我曾上她初到北京时的住处去看她，那时她临时借住在望京小区她的一个朋友为她提供的空房子里，于是我们又闲谈了一回。再后来，我又先后先后带朋友去看过她两次，照例是漫无目的海阔天空地聊天而已。其中一次带的是我的一个当了老板开着本田车的老朋友，这哥们想认识女作家魏微。但后来他们之间并没有来往，更没有谈朋友，尽管那家伙是博士毕业。我想，这应该是魏微第一次见到他就没有产生好感的罢。我那哥们实在太能吹了，大话满天飞，狂想满天飞。
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则是在2001年9月的一天，当时我已搬到通州住了。记得魏微是乘一位男士朋友的车来的通州。坦率说，我对这位温文尔雅的文化人印象很好，他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肠，从城里到通州，这么远的路程，他毫不畏惧地载着魏微驾车而来，够哥们。他们到的时候已近傍晚，于是我们一同出去吃饭，之后他们就原路返回了。

从这之后，我就只和她在电话里偶尔有过联系，一直到她离开北京，我们也没有再见面。回想起来，我感到魏微是一个柔和、温情，待人真诚的朋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