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4日父亲走了，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三尺讲台，离开了他付出全部心血的地质教学事业。

    他走得太匆忙了。

（二）艰难的治疗过程

    免疫治疗与父亲而言，终归是个神话。

    北医三院的肿瘤放疗科在地下二层，为了省时间，我经常不等电梯直接走楼梯下去。某天经过地下一二层之间的楼梯时，看到一个男人蹲在拐角处，头深深地埋在膝盖之间，“嘤嘤”的哭着——男儿有泪不轻弹，躲在这里偷偷的哭，这哭声是何等的绝望啊！第一次到地下二层这里时，我心里便有过这样的感觉，而这绝望，此后经常从心头碾过。

    父亲把中药停了，他说咽喉疼痛，中药刺激得厉害。这期间，他的嗓子几乎完全哑了，说话越来越困难。当他得知放疗的疗效从第三个月开始就要逐渐消退后，心情似乎也开始低落了。都说抗癌当中心理因素很重要，显然，得想办法继续求医。

    10月里，我们专程跑到肿瘤医院询问关于免疫治疗的情况。首先需要做全基因检测，因为免疫疗法只对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有效，需要先筛查一下。全基因检测需要血液样本和病变组织样本。最终难住我们的，就是这个病变组织样本。

    最初确诊为鳞癌时，是通过喉镜取出一部分病变组织做了病理检查的，但是两次喉镜才取到一小块病变部位的组织。我回到北医三院病理科要求做切片，按照肿瘤医院要求的十到十五张，我本着宁多勿少的原则做了十五张送去。结果一周多以后接到电话，说组织样本的量不够，于是又切十张，三院病理科的大夫说取走这么多切片，医院留下的样本已经基本用光了。结果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肿瘤医院再次打电话说样本量还是不够做全基因分析。

    只能尝试再取活体病变组织了。去耳鼻喉科想再做喉镜取样本，做了第一次喉镜，大夫说水肿太厉害，根本看不到病变组织了。遇到一位特别好心负责任的大夫，介绍了科里一位老专家，让我们挂老专家的号试试，再约一次喉镜请老专家过去亲自看看。老专家人也特别好，第二次做喉镜那天原本前面还有几个人，老专家看我父亲年纪很大了，就把他提前到第一个，先去给他做了喉镜检查，只可惜，还是无法取到病变组织。

    喉部取不出来，大夫建议试试胃镜取食道部分的组织。预约了消化科的号，想请大夫给开个喉镜的检查单，大夫听了父亲的情况，单子都没给开，说这种情况他们做不了喉镜，很容易出危险。

    回到肿瘤医院问主管免疫疗法的大夫做不了基因检测怎么办，大夫推荐了另一位专家，做光照治疗。再约号，再去医院，已经11月底了。医院周围停车位爆满，连医院里面的地下车位也满了，我只好开着车往远一些的地方转，快有一站地的距离了，总算找到一个车位。老父亲一声不吭的拉着我的手走，我担心他体力不支，他说走得动。

    看完父亲的CT片子，大夫说无法使用光治疗，因为父亲的患病部位刚好是在咽喉与食道闭合的区域，超导纤维伸进去后无法形成光照区域。又一扇门被关闭了，我看得出父亲的失望。追问大夫还有什么治疗办法，这位大夫说，要不就蒙着试试免疫治疗。

    又重新预约免疫治疗那位大夫。这次我没带父亲去，怕万一大夫又说不行，对父亲的心理打击太大。依大夫的意思，这样的年纪很难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了，如果坚持要做治疗的话，或者是蒙着做免疫治疗，或者是小剂量化疗，二者选其一，我和父亲需要自己商量做最后决定。

    回到家，跟父亲转述大夫的原话，蒙着做免疫治疗可能起到效果的概率大约15%，小剂量放疗可能有效的概率大约是30%，疗程大约都是三个月，当然，做任何治疗的同时都会有副作用。父亲沉吟了片刻，选择了小剂量化疗。

    虽然父亲选择了小剂量化疗，但是我依然拿不定主意——他的身体状况能扛得住化疗的副作用吗？后来听取了同事的建议，去301医院再看看。经亲友推荐，在301找了一位专家，听了父亲的基本情况后，让我回三院开治疗证明，带上父亲再来就诊。

    号约在了元旦过后。吸取上次在肿瘤医院找不到车位的教训，爱人开车带着我和父亲一起过来就诊。果然，虽然号称地下停车场很大，车位很多，但是就近的车位根本没有了，最后停车的位置也得有一站地了。

    到了诊室里，大夫看完治疗证明，已经没有再放疗的可能了，于是让爱人带着父亲出去等。大夫对我说，依照病人现在的年龄、病情等状况，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了，不再做什么治疗，少折腾，也许就是痛苦最少的方式了。可是，我猜想得出父亲的心情，如果我什么药品都没有开出来，只有大夫的这几句话，我担心他的精神会垮掉。事实也是如此，爱人陪着父亲出去坐到诊室外面的时候，父亲的样子很是有些紧张的。我把我的想法跟大夫说完，大夫表示理解，说有一样化疗性质的药叫替吉奥可以试试，是治疗胃癌的，不过食道癌是需要自费的。“自费的也要。”我想这药的心理治疗意义远远高于实际治疗意义，眼下只能这样了。

出了诊室，我跟父亲说，大夫给开了一种自费药让试试，他紧张的神情明显缓和了许多。拿了药回家，父亲仔仔细细的看着服药的说明书，当天就开始服药了。

    此后的日子里，虽然父亲还在持续消瘦中，但是精神状态一直比较好。春节期间，姑妈约了我们初四在永定路的晋阳饭庄聚会，我带着父亲前去赴约——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外出聚会和就餐。那天，虽然他还是进食困难，一边吃一边咳痰、一边吐，但是心情很好。

    春节后，父亲的食量明显下降，以往能喝一碗粥，现在半碗都还会剩下；每天早晚吃我做的三明治快一年了，每顿所吃三明治的大小从放疗中期的一整块变成了半块，又变成了四分之一。他的体力也越发差了，从沙发上站起来也需要拄着拐杖。我试探着问他是否需要我们过来陪住，他说不需要。

    从网上查到有食道支架这个东西，我挂了号去三院咨询大夫，大夫说只有消化科的黄永辉专家可以做这个。黄专家的号很难约，等号的期间我又犹豫了，大夫早就说父亲的食道壁很薄很脆了，还能安装食道支架吗？胃镜都很危险不能做，食道支架能放进去吗？假如好不容易约上号带着他去就诊，大夫一句不能做就打发了，会不会又让他的心理受到打击呢？后来更让我犹豫的是，网上查看的多了，发现很多病人在安装了食道支架之后非常痛苦，疼痛厉害，食欲下降。如果是这样的痛苦，那么这个食道支架还有安装的必要吗？

    闺女现在的工作也和癌症治疗相关，她说还可以做食道灌注或肠灌注。我和父亲谈及此，问他是否愿意，他思考了一下，说先不要的。也许，我就此犯了严重的错误，没有及时把他带到医院接受灌注治疗，或许早些采取措施还能延长他的生命！而父亲在忍受病痛这般折磨时尚且能够得以安慰的，就是在此时，他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许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错过了最后一个可以让他的生命稍稍延长一些的机会！其实我早就打听了临终关怀病房这事，但是我一直没有意识到此时的父亲已经到了这个时期！我以为他的最后时光是会慢慢倒下，卧床一段时间，那时再想办法送他去临终关怀病房。此时的他尚且能行动，头脑又这样清醒，我怎么能对他提起临终关怀呢？

    因为担心他晚上吃饭时自己不方便热饭，那段时间里每天晚上我都再过去陪陪他。到了父亲那里，照例帮他热晚饭——因为食道癌晚期，食道里很多粘液，加之食道狭窄，他吞咽非常困难，常常是慢慢咀嚼完一小口饭食往下咽，紧接着就会一阵呛咳，然后连粘液带食物都吐了出来。半碗稀粥他需要耐心地喝一小时，或许能有小半碗真的吃到胃里。通常等他吃完要到十点多了，他怕我回家太晚，喝完粥就催着我回家，可是，没有看到他把那一小块三明治吃下去，我无法安心离开。

    3月1日的晚上去给他送晚饭时，便觉得他状态不好。虽然春节后他就在持续消瘦，但是精神一直还好。他喜欢吃三明治，因不太爱吃蔬菜，三明治里多少还算是有些生菜西红柿的，所以从2018年5月开始我便每天给他做三明治。这天晚上，他吃得极其困难，一小小口要咀嚼很久很久（可能是他已无唾液分泌），然后慢慢地咽下去——总是会引起一阵咳嗽，几乎是堵住呼吸的感觉，最后终于费力的把粘液咳出来，连同刚刚吃下去的东西，一起吐了出来。因为咳得太费力了，他已经筋疲力尽，最后把那一小块三明治丢进了盛呕吐物的小盆里——他放弃了继续进食。

    父亲疲惫地对我说：“扶我睡觉去吧。”我过去扶他，他撑着拐杖努力了半天才从沙发上站起来，步履蹒跚地朝卧室走去。我怕他摔倒，用力搀着他的胳膊，他边走边念叨着：“千万不能摔……”我控制不住自己，瞬间泪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