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三尺讲台，离开了他付出全部心血的地质教学事业。

他走得太匆忙了。

（一）坚强的老人

2018年春节时，父亲一吃饭就咳嗽，可是因为每年冬天他都经常咳嗽，我们都没多想。3月初的时候，他让我帮他挂号看病，说自己总感觉耳朵疼。挂了耳鼻喉的号，因耳与喉部关联，于是做了喉镜，结果发现赘生物，活检后定为鳞癌。其实早在2017年秋天的时候，他就感觉吞咽受阻，胶囊无法咽下去，老人家一贯能忍，于是吃药时拆开胶囊吞下，也没跟我们说。其实那时咽喉部位应该就是已经有明显的癌肿了。

大夫让做CT和食道造影，检查结果是下咽及食道癌，因年龄大了，癌变区域也大了，失去了手术的机会。前前后后的检查做完已经到了四月底，确定了是恶性肿瘤，我们从耳鼻喉科转到放疗科就诊了。眼看着一个多月时间里父亲的声音开始变得嘶哑，我心急如焚，更是懊悔不已——为什么没有早点带着他来医院呢？为此，我很长时间都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懊悔之中。

北医三院门口堵车严重，每次陪父亲去医院，都是他自己坐公交车过来，我在车站等着他。过马路时，我拉着他，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那手是温暖而有力的。我常常会怀疑：老父亲看起来还像健康人似的，怎么就会是癌症晚期了呢？

到了放射科，又是一番检查，等待结果。直到5月中旬，父亲才等到通知接受放疗。这期间，父亲明显衰弱了，人瘦了一大圈，走路时也有些艰难了。他常常把手放在左边胸口上，眉头微微皱起，问他是否心脏不舒服，他点点头。于是我找出速效救心丸给他带上。其实，听过大夫说放疗的种种副作用后，特别是说有可能造成食道穿孔这样的严重后果，一想到即将开始的放疗，我也忐忑不安起来，决定再去别的医院试试。

和父亲商量是去看中医还是去肿瘤专科医院，父亲说自己还是相信中医。于是我马上挂了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号，带着父亲去看中医。跟中医说明了病情，大夫也说应该做放疗，同时开了一些中药以减轻放疗的副作用。第一次开这么多的中药，我毫无思想准备，幸好平时经常带着几个塑料袋去买菜，这时解决了大问题。看看旁边取药的人，有经验的甚至拎着行李箱过来。拎着好几大包的草药，拉着老父亲去打车，老同志还想帮我拎个口袋，我哪里忍心，连连说：“您什么都不用拿，您跟我走到路口就行！”

中医每四周开一次药，每种药28小袋，需要自己按照方子把28天的药分开，每天的用一个大塑料袋分装起来。蹲地上分了快一小时，28天的药装了满满一个特大号纸箱子。老父亲看着我蹲了半天，心疼地递过来一个小椅子让我坐着分。他把母亲那时煎药的电药锅找了出来，仔仔细细地看着煎药的说明，每天自己煎药。

因为掉体重太多，坐在医院的座椅上，他说硌得慌，我做了一个小坐垫放在他看病的包里。第一次放疗那天，和他走进加速治疗室，顿感那里面温度很低，做治疗要躺进一个类似做CT的床上，用一个带面具的网压住上半身，还得脱掉外面的衣服，只能穿一个贴身背心，医院这里有一条很薄的小被子，我担心父亲受凉心脏不舒服，便把小坐垫放在他胸口上，希望能暖和一点点。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八点都要到达北医的放疗科。我不放心他天天自己坐车过来做放疗，又不可能天天陪着他，只好求助朋友圈寻找能陪父亲看病的小时工。经朋友介绍，找到一位性格开朗的中年妇女，每天早上到父亲家陪他一起坐车过来，协助他做放疗。

这一阶段，父亲瘦了很多，曾经鼓起的肚子平了，衣服也都晃晃荡荡了。面色又黑又黄，额头和下巴上还有为放疗画的暗红色定位线——这让他看起来更加憔悴了。我甚至担心他去医院的时候走不动，于是给他买了一个可以当拐杖的折叠凳子以防万一。

坚强的老父亲或许是靠着中药的作用，或许是凭借着一股信念，随着放疗次数的增加，体力竟然慢慢恢复一些了。小时工甚至对我说：“叔叔走路比我还快呢！”但是到了后期，放疗区域的皮肤除了严重发黑之外，开始出现破溃。最后到药房买了烧伤膏（医院药房没有，外面药房自费可以买到），每天三次涂抹，大约三周时间，破溃处旧皮结痂脱落，这才渐渐长出了新的皮肤。很难想象皮肤破溃时会有多疼，用棉签沾了药膏涂抹时都不敢多用一点点力气，那露出血红色的皮肉看着就疼。

放疗到了7月5日，大夫说放疗可以结束了，因为食道处已经到剂量了，不能再放了，虽然咽喉处还没够量，但是因为两处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没法再分开区域放疗了。也就是说，放疗只是姑息治疗，咽喉处还留下了很大的病灶没有除掉。大夫摇着头，叹息道：“岁数太大了，不能手术，没办法了……除非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2018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免疫治疗药物据说已经批准进入国内了，大夫说，年内应该可以进入医院。免疫治疗，我们似乎看到一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