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宫中坠落民间

——评“第三条道路”诗人凸凹

（四川成都）张放

 

凸凹喜欢在他的诗中引用宫廷与民间这两个语概，例如：

 

长风牵动，我的喉咙在宫中

我的歌谣在民间

——《歌谣》

 

口吐歌谣的女子，逃出深宫的女子。

你的好鞘拦路，我中了我自己一剑。

——《剑》

 

三声狼嚎，在宫外响起；在

一只御砚臣服，渐渐平息下来

——《御笔》

 

等等。我们无法诠释一个诗人的语言内核，但从凸凹和他的朋友们合出的一本《九人诗选》（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中，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为他们所共同认可的称谓：“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歌”。何谓“第三条道路”呢，书前有林童的长篇论文，详述其“文本”问题。但写作是没有一致性的，我们千万不可为他们的外包装所迷惑。我读九人诗歌，就感觉文风各异。在他们的宣言里，大致可以认可这几点相通之处：即前所未有的包容性，无可无不可的写作方式，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成果持同样器重与观赏的态度。不代表谁，也不拯救谁。只认可诗歌状态，即那种探求真理的艰巨性与复杂性的勇气。这即“第三种”态度。

这基本上也代表了凸凹写作的态度，他在近期发表组诗的题头甚至夸张地宣言写作就是打喷嚏，“完全怀疑、彻底打碎、土匪式重建－－我这样对待我的诗歌写作。诗如喷嚏：不知从何来，不知向何去；突然、响亮、舒服、自然、如释重负。也就是说，诗不如喷嚏，就不是诗了。”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他认为诗是诗人的肢体语言和生命节奏，一切违反肢体语言即生命规则的诗，都不在他的生产范围内。

他在诗集《镜》的序言中强调“亲历”，宣称要彻底走出殿堂，“把灵魂的衣服脱得干干净净，赤裸裸地拿出来，让红与黑一眼中的”。“没有惊涛拍岸、史诗般的大气之作，有的只是灵魂的独白与拷问，灵与肉的渗透与反观。”在诗的语言形态上，凸凹强调“习惯”，他说：“我已习惯写明白的、简单的、顺溜的、自由的、亲历的、说人话的、脱了衣服的、个人化同时又是大众化的诗。”

现在我们来读凸凹，就差不多剥去了他的衣裳，审问到了他的骨子里。如果你不是那样做的，你就是骗人。

 

“走，捡牙膏皮去！”

一个牙膏皮两分钱，两分钱一个牙膏皮

 

牙膏皮从单身干部的宿舍扔出

多好的单身干部，多奢侈的单身干部

 

那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牙膏皮的小学时代，小学时代的牙膏皮

 

拾荒的老大爷牵着辍学的小姑娘

聪明的小姑娘，牙膏皮的小姑娘

 

——《牙膏皮的小学时代》

 

当我把这首小诗连同唐诗宋词抄在黑板上，大学生们不论欣赏程度如何，几无例外一致认可，这是新诗。

我的意思是，它是“五四”以来的新诗，是李白杜甫古人集子里找不到的选题与程式。

凸凹前两年的诗集《苞谷酒嗝打起来》，兴许不被时髦的流派所认可。的确，在一次年度评奖会上，朗诵出来后还引发几声善意的喧笑。且慢，我们先来听听，这是不是泥土里和血肉里飞出来的歌—

 

爸爸/你一个喷嚏/果树/就开了花

爸爸/你一声咳嗽/果子/就落了地

爸爸/你一个哈欠/果园/就隆起了一堆土

 

——《爸爸的果园》

 

不要忘了凸凹来自大巴山，是山民的代言人。这首诗客观说寓意与凝炼毫不亚于余光中《乡愁》的价值。要把它画出来，得请画《父亲》的罗中立。

一个时候，民歌被捧上了天，一个时候，民歌又被打落了地。但不管外界态度如何，真正的民歌它依存土壤，昂首歌唱，根须与枝叶绝不计划生育。

 

麦子像颗针

石板压倒都要生

 

麦子熟了

它的芒刺啊也像一颗针

 

怕它个么子哟

我们的茧巴是顶针

 

——《收麦子》

 

风呵/你把我的妹妹吹得东倒西歪/头发吹成了茅草/衣裳都吹开了门//妹妹眼睛吹得睁不开/妹妹耳朵吹得听不清/妹妹看不见我筑的新家了/妹妹听不见哥在哪儿了//风呵/把妹妹吹到我这棵树边来吧/要不就把我吹到妹妹那只船上去（《风中的妹妹》）。

诗歌原系文学之母，甚至早于语言文学的诞生。凸凹深悟其妙，近年来他尝试将诗剥去宫装，还于民间，即便是写情歌，写情诗，也写得痛快淋漓，大白天下：

 

让我把我的女人带走

草原呵，给我一匹马

 

我愿意把整个世界给你，草原呵

趁天黑雨大

我只把我的女人带出城

我只把我的女人抱上马

 

草原呵，借我一条道

我要和我的女人策马天涯

 

——《草原呵》

 

如果认为大胡子凸凹只擅长粗犷剽悍作风，那你就错了，他文艺复兴时代的胡须盖不住白面书生的本色，他的双目涌动着细腻的灵角与联翩的浮想，他的爱情诗一样写得秀丽清新——“妹妹/等等我/我去买把伞/我要暂时蒙上你的眼睛/在你睁开的时候/直接看一轮太阳”。

《镜》是凸凹的一册精短诗集，他宣称抒写皆应来自自己的亲历。诗中以“你”、“她”为借喻，字里行间，无法承受的忧伤、激动与幸福，读者完全可以理解作为诗人要命的催化剂。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皆为其死。“我唯一会做的/是把那些现成的方块字/从一部厚重的仓库里搬运出来/搬运到你面前/码成诗的样子”（《坦白》）。我们甚至相信，关键时刻，激情的凸凹一样有可能用拿诗笔的热手去扣动冰冷的扳机。

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凸凹，家庭际遇坎坷，内心深处感伤而纤弱，在他《地主的女儿》《乌鸦一群》《玻璃瓶中的鸟》《我看见三个持枪泅渡的彝人》等稍长诗行中，叙写了自己的家史与少年时代。不要以为凸凹只惯用民谣民歌式单纯的风味，现代诗散文化的绵密与诡仄同样是他的一种诗风与况味，如他加入“第三条道路”流派时所说，一些拷问灵魂与反思人世的篇章，他不在乎它的形式，而只注意其“释怀”的成分。

《走进一座大厦》将物质的社会与才意的清贫状态相对照，写得十分富有机趣和哲意。《经过装修工地》抒发对平等生活的渴望。《风吹来一张牛皮纸》甚至将同情心推向另类的动物，对生态一发兴叹。最新发表的《大河》《刻骨的人》等“诗五首”（《草地》汉诗大展）也是他用后现代文本“拷问灵魂”的一种尝试。

凸凹在冒险、在探索、在思考。说实话，我个人更喜欢他单纯的诗意与简短的分行，就像他单纯朴实的为人。那些植根于地的富有浓郁生活气息并同样不失才华横溢的好诗，事实会证明民间欢迎它，人民会向他鼓掌。我们记得福克纳说过的一句话，诗写不好的人才去写散文小说，而散文小说写不好的人才去写长篇小说。

当然这是一种自嘲与诙谐。但我们深知诗的品格高于一切。即便是另类的文学体，她的最高荣誉也即诗意。

凸凹从苦竹铁骨的大巴山唱到成都桃花盛开的龙泉山，歌声绕梁没有一天停息，无论上班、下海、进入文化馆、起居。“说过每天给你一只桃花的萤火/说过每天送你一朵桃花的杯盏/说过每天赠你一个桃花的太阳”。他把自己深深陷入对美的热烈追求与对俗世的抗争中，但他不唯美。他更重视人文的普遍关怀与社会良知发现之光。所以像“牙膏皮的小姑娘”那样的意象，一诵之下也就让凸凹走入我们的记忆的诗库。

凸凹选择第三条道路，甚至选择多体裁尝试，一两年他就有一本诗集或文集啼世。他在成都东山辛勤耕耘，他倾其所有来浇灌他的文学园岭，即使诗坛荒凉，他也不改其志。他在努力成为一个民间歌手与时代的“刻骨的人”。他的艰巨任务是要完成从宫装体向民间的蜕变与坠落。像流星那样以超光速完成回归的、闪烁的坠落。我们相信这条汉子的勇气，以及成功。我们受其感染，高呼诗歌万岁。

最后，我愿以凸凹自己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论文——

“诗歌是诗人心头的一块肉，是诗之灵感高潮来临时，与幻觉中的神性“情人”共同生育的一个孩子。这是一次极有难度的遇及，是件令诗人形销骨立，殚精竭虑的事。世界上所有的事中，唯有此事不能教授、模仿和学到。它是个体诗人最个人化的东西，是创造和发明，是不受时间和空间影响的一种民间气质的存在。”

凸凹：“一种民间气质的存在。”

（原载《当代文坛》2002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放（1957— ），笔名张叹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教授，长期从事写作教研与当现代文学研究评论及文学创作。出版的主要论著有《中国新散文源流》《文苑星辰文苑风》《叹凤楼枕书录》《论语现代版》《中国的圣人孔子》《爱心——台湾现代散文欣赏》《庄子选粹》《余光中诗评点》《深宫绝学》等十多部。《乞丐皇帝朱元璋》《大汉悲歌》等电视连续剧原创与编剧之一。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散文》奖、《小说界》奖、四川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