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悦事件”重演，且慢谴责路人无德

惠铭生

2月1日下午2点43分左右，浙江台州玉环老人摔倒路中间，监控显示老人摔倒后8分钟内，经过4辆车23名行人，只有1名老年女子询问。4点38分，一白色轿车开过来，在碾压老人以后，拖行一段距离才停下。目前仍在调查中。（2月4日《法制晚报》）

这一幕，与2011年广东省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极为相似！当年，年仅两岁的女孩悦悦被两车碾压，18路人冷漠路过，最后是一位拾荒阿姨援救！事件发生后，犹如重磅炸弹，国内外舆论大哗，引发国内舆论对道德的大讨论将，甚至有外媒质疑：中国“30多年来专心致志的经济发展是否只是留下一种道德真空?”

“小悦悦事件”余痛未了，怕被讹诈而滋生“扶不起”心理在社会的发酵，更是不时灼伤中国人的伦理“疮疤”……于今，浙江老人摔倒无人搀扶遭车碾压，想必会再度戳痛公众神经，再度对冷血的路人进化口诛笔伐。

的确，凡不义者，该被谴责！但每个人也应扪心自问：“假如我是23名路人之一，我会怎么办？”估计，有不少人“泯然众人矣”！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人进行道德审判，这是不少人的“拿手好戏”，而具体到本人，恐怕照样也是“道德矮子”。

这样说，并非为见义不者狡辩、开脱，而是想强调，当见义不为、冷血现象不再是个例时，对个体进行道德审判已毫无益处。因为从哲学视角审视，人是社会的人，评价一个人，可以用道德；评价一个社会群体，则不能泛道德——当一个社会道德呈现群体性滑坡时，一定是社会环境与制度存有瑕疵甚至“病变”。

当下，有些人见义不为，的确是“精明”的懦夫。但“懦夫”们的精明并非天生，而是来自于点滴的社会“教训”，根子在于社会缺失激励和惩戒机制，故不能引导更多的人从善如流，让见义勇为更有底气。

因为做好人是需要成本的，社会应该予以“兜底”，即保障。这里说的“兜底”，一是政府要对帮扶的对象兜底，比如，好心人遇到倒地的病人，路人求助医院，医院会“无条件”地救治吗？假如医院收取的费用一分不少，而费用动辄“赖”在救助者身上，这必然让公众不敢见义勇为。二是对见义勇为者行为的“兜底”。路人见义勇为，或可能被讹诈，或受伤害甚至死亡，政府“兜底”是否彻底呢？现在是打问号的！回顾过去，因见义勇为流血流泪的英雄不是个别。也就是说，当原本由社会承担的成本，都转嫁到见义勇为者身上时，公众自然担心“承担不起”而退避三舍。

其次，见义勇为也需要法律奖惩予以倒逼。比如，法国刑法规定，当他人遇到危险而没有提供必要的救助，可被处以6年监禁和相当于7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意大利刑法规定，对见死不救者处以最高1年的有期徒刑或相当于2.26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除此之外，有些国家还制定了“好人法”，如美国法律规定 “无偿救助免责”；新加坡法律规定：被救助者“‘反咬一口’将被罚”……但在我国，“见义不为入刑”、“好人法”至今尚处在舆论呼吁阶段，自然难以起到“激赏”作用。

心痛，但是无能为力；咒骂，然后旋即忘却；指责别人，却放过自己——这注定了我们的正义感从一开始就摇晃不已。事实上，道德应该像空气无处不在，无需刻意强调和突出，只要社会保障到位，且高悬起法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予以威慑，公民见义勇为自然会变成司空见惯、举手之劳的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