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思想”不是公车泛滥的“内核”

惠铭生

据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全国政协委员庄威表示，各地超编和超标公车已呈泛滥趋势，而根本原因在于干部的特权思想。（ 5月27日新华网）

对有些人而言，“中国式车改”，堪称“世界级难题”，为何？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至今，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18个年头。18年来，公车改革声浪越猛，超标超编车越是“高歌猛进”，以一组数据为例——目前我国每年公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各地超编和超标公车已呈泛滥趋势。

但在笔者看来，“中国式车改”，又堪称“世界级玩笑”，为何？认为车改之难，我认为不过是一声矫情的呻吟、口是心非的梦语！

报道中强调，全国各地都在探索破解车改之困，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都不是十全十美。”于是有人“一鸣惊人”了：公车泛滥，根在特权思想。似乎这，就是车改之困！请翻翻《宪法》，读读《党章》，试问，我国有特权阶级吗？党政机关干部是“特权”阶层吗？若查不到、看不到，敢问哪来特权思想？

从现在政治学和法理上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且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些民主思想与法制理念，早已写进宪法、植根于公民心中，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现实语境下，我们还将车改之困，归咎于“特权思想”，岂不招惹天下人耻笑？！

其实，探究车改之困，答案简单明了，那就是公众对公务行为的监督遭遇“玻璃门”——问题的病灶，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但若真监督，实则无门，监督只能沦为口号和摆设。譬如，公车滥用就是泛滥了，购置公车就是超编、超标了，而且问题就实实在在摆在公众面前，公众能奈何什么呢？除了咒骂、发牢骚、空发议论外，实实在在、行之有效的监督手段几乎没有。因为公众的监督，既不伤及他们的皮毛，也不影响他们的“乌纱帽”，所以谁也不会拿公众的呐喊、监督当真，草民就是屁民，说的话，只能是屁话。

破解车改之困的路径无非有两条，一是来个“一刀切”，大幅度砍掉公车。在许多国家，一般只有内阁部长才配备专车；香港特区，虽有700万人口、17万公务人员，但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二十来人；韩国首都首尔，全市只有4部公车。二是让公众的监督“顶点屁用”——按照规定控制公车数量，且进行公示，谁若违规，实行“零容忍”，摘其“官帽”不算，甚至将其入罪，试问：车改有何困之言？1995年，意大利锡耶纳市现任市长布赞卡因妻子搭乘其公务专车，仅凭这，他就被判6个月徒刑。

一谈到权力滥用，总有些人习惯拿“特权思想”予以搪塞，其实呢？特权思想不是权力滥用的筐，人有特权思想不可怕，可怕的是，特权思想因为监督乏力而屡屡得逞。当公众监督无力、问责主体虚置、法律规定闲置时，当一些公务行为成为“自由活动”、监督成为“稻草人”时，什么权力都会被滥用；假如指望公务人员给自己“动手术”，无异于痴心妄想。

“特权思想”致公车泛滥，只是问题的“皮子”，内核却是掌握权柄者利用权力维护既得利益，如此而已！有人还将其归罪于“特权思想”，甚至无病呻吟，矫情地哀怨“各地遭遇车改之困”，凡此种种论调，实在让人恶心和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