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峥嵘岁月中的山东新华书店(三)

 惠铭生

据甄洪高回忆，印刷厂落脚净埠子村三年多的时间内，正值抗战时期，属于在敌后游记战争环境里办报、搞印刷。但这期间，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又常驻扎于十字路镇（现为莒南县城），所以，该地区经常遭遇日伪军的“扫荡”，幸喜的是，敌人每次大“扫荡”，一般沿有马路、交通方便的地方推进，像前、后净埠子这样远离大路、地处偏僻的地方，日本兵不敢轻易纵兵深入，印刷厂由此躲避了日军的一次次“大扫荡”。但是，面对敌人的凶残“扫荡”，印刷厂干部职工以及地方老百姓不敢麻痹、松懈，每当得到敌人的“扫荡”消息时，就赶紧发动群众，与印刷厂一起藏匿印刷机器及部件用品，如将纸张藏在草垛、庄稼地里，将机器、铅字和模板埋进河滩沙子或耕地里。有一次，有情报说敌人要来“扫荡”，当天傍晚，甄洪高与其他人一起赶紧将铅字运到庄稼地里，一箱箱埋到土里，然后拉上牲口用耙犁把地耙平，防止敌人看出破绽。结果一场虚惊。当职工到地里寻找埋藏的铅字时，其中有两箱怎么也找不到了，不知道埋藏于何地？这个故事至今还在村子里流传两种说法，有说后来找到了，有说最终也没有找到。

1945年，中日战争处于战略大反攻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强弩之末，其军事侵略活动领域大为缩小，山东新华书店的活动空间扩大。1945年春天，驻扎于净埠子村的印刷厂同时搬离，转移到离净埠子村不足20里远的王家野疃村，当时的印刷厂已经拥有5部石印机、3台铅印机，职工120多人。据甄洪高回忆，当时印刷厂分五个队，具体分工明确：一队负责铅字印刷，二队负责排版，三队人员全是女职工，负责装订，四队负责石印印刷，五队负责校对、现写。五队共4个人，其他4个队各大约有30人。

山东新华书店驻扎于净埠子村时，甄洪高只是一个“打工仔”，工作只是挣饭吃，但长期的耳染目濡，让他坚定了参加革命的信念，期间，他曾经两次偷偷参加征兵，但都被问讯赶来的母亲追回。1943年，甄洪高偷偷跑到张家连子坡村参加征兵，当他胸戴红花站在台子接受祝贺时，母亲气喘吁吁赶来，死活不让走。1945年，已经19岁的他看到山东新华书店转移，当晚，他毫不犹豫跟随书店转移到王家野疃村，从此，他正式成为山东新华书店的一名员工。为躲避母亲的寻找，他在走后的两年期限内，没有和家人联系。当年，跟随山东新华书店转移并工作的前、后净埠子村村民不只是甄洪高，仅在前净埠子村，除他之外，还有甄洪金（后到济南定居，工作于大众日报社）、杜从邦（后定居于临沂市）、甄洪召和甄洪开（女，后定居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