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读书那两年，所交往的主要是同学。但有两个朋友，认识很特别，我今天先讲其中的一个。我们至今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当时认识在北京，现在两人都在上海，离得也不远。他姓施，和我同年同月生，我大他几天。

那是大学最后一学期，1987春，学校安排是毕业实习，可以自己联系实习单位。许多同学都选择在家乡实习，一般都找的是律师事务所；我自己联系不到合适的单位，就和少数几个同学一起由学校安排实习。我们四个同学一起，被安排在政法大学校门口的北京第六律师事务所实习。这个律师事务所，除了少数几个专职员工外，业务骨干都是政法大学法律专业的老师。这种情况在全国大学法律系普遍存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和原来的上海第四律师事务所，也是这样的关系。

在北京第六律师事务所的专职人员中，有一个姓施的小伙子，他是84年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之后分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来的。小施是上海人，家里住在中山公园附近。他虽说是地道的上海人，可他特别喜欢京剧和昆曲，这可能也是他选择毕业分配时不留在上海，而到北京的一个原因吧。由于我们几个同学的实习是由小施负责安排的，这样，和小施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我父母是从上海到西安去支内的，我和小施说起上海来，特别有话说。那时，政法大学的本科生部已经搬到了北京市昌平区的新校，小施和许多教师的宿舍也在昌平。小施为了上班方便，就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用文件柜隔出了一个地方，搭了一个铺，平时在学校食堂吃饭。毕业实习结束的时候，小施请我在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吃饭；那天，他在办公室里，用电炉做了几个菜。我们说好我毕业以后还保持联系。

    两个月的大学毕业实习很快就结束了；毕业以后，我回到了原来任教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继续任教。而小施在我毕业后不久，就调回了上海市，在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工作。88年暑假的时候，小施给我写了封信，让我到上海去玩。

从北京回到西安以后，我的心再也收不住了。在北京读书时，我听小吴同学说，他给几所新建的大学，像华侨大学、汕头大学和宁波大学等都写了信，那些学校也都要人。小吴也许是随便说说的，但这话倒启发了我。我父母一直很希望我能回到上海；即使回不到上海，到江南靠近上海的地方也好。父母的兄弟姐妹都在上海和附近，如果能靠近一些，亲戚走动起来也方便。我正有意到宁波大学去看看，小施这一邀请，我觉得一举两得。

我先坐火车到了上海，住在小施家里。小施的父母已经80多岁了，他们家有6个兄弟姐妹，老大有六十多岁了，他是最小的。小施家住在长宁路那里的棚户区，那片地方像迷宫似的，之后，我还去过几次，但每次都要让小施到公交车站来接我，我一直摸不着路。我问小施我是不是可以调到上海来工作，小施说：“很难进户口。”我说：“如果我愿意去上海郊县呢？”小施说：“最好别到郊县去。”我想，还是先考虑宁波大学吧。我从上海乘船到宁波，去宁波大学联系调动的事。

    宁波大学是由包玉刚投资新建的一所全新的大学。大学没有围墙，进门是一个大草坪；草坪的尽头，宽大的石街向上延伸，尽头是一幢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的建筑，这就是主楼。

大学背靠著名的甬江，宁波简称甬，也是因为甬江的缘故。甬江在宁波的市中心与余姚江、奉化江三江会合，宁波人称为“三江口”。三江交汇处就是宁波最繁华的地方－东门口。三江口处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这就是作为宁波象征的老江桥。父亲是舟山人，对外说是宁波人。父亲在我们小时候经常给我们讲起老江桥。那时候，从上海到宁波，巨轮从东海驶入甬江，要经过宁波大学的背面，然后，驶入宁波市区的轮船码头。

在宁波大学我感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我在北京天津读书的时候，到过很多的名校，像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钢、北邮、南开、天大等等。但是，老校大多数都是由各种风格的建筑汇聚而成的，校园里没有整体布局；新建的宁波大学，有风格统一的建筑群和时尚现代的造型设计，给我以整体的韵律感，和现代艺术美的享受。走进主楼，所有的房间和走廊，都是用棕色的木板镶拼成的，显得非常地高雅和气派。这次联系工作很顺利，仅仅过了半天时间，人事处和法律系的领导就和我做了面谈，并有了意向，只是他们不能很快地确定下来，让我回去等消息。

    我再坐船回到上海，小施听到我的结果也很高兴。我临走时，他陪我在上海转了一天，还叫来他擅长摄影的朋友，在外滩、人民公园和豫园给我拍了许多照片。

半年以后，我就如愿以偿地调到了宁波大学法律系。父母还在西安，我基本上每到寒暑假就回西安和父母团聚。每次路过上海，我都要和小施聊聊天。他开始在中级法院经济庭工作，后来中级法院一分为二了，他被分到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申诉庭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到了执行庭。

    94年初，我几经周折地调到了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都在上海了，可各忙各的事情，并不常见面；过段时间会通个电话，问一下彼此在忙什么。小施请我吃了几次饭，比如在上海师大内的餐厅，在中山公园的比萨馆，在愚园路的大娘水饺店，在虹桥路的逸群火锅楼等。

    小施和我一样大，他四十岁才结婚的，妻子是一家企业的会计。结婚那天，他请我去吃喜酒，我没有去，我不喜欢太热闹的场合。我始终搞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劝别人喝酒，是看别人喝醉了出洋相呢？还是看别人难受自己高兴呢？一大帮人乱哄哄地聚在一起，我觉得太闹，我更喜欢清静的场所。不过我明白，从那儿以后，再想找时间聊天，或者聚在一起吃饭，就不太容易了。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87年上半年我没有选择在政法大学实习，我就不会碰到小施；如果小施在88年的时候，没有写信让我到上海去玩，也许我不会专门跑到宁波大学去联系工作吧。而到宁波大学工作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使我成为大学法律系专业，法律专业课的教师。在宁波的五年时间，我考出来了两个重要的执业资格—律师资格和专利代理人资格。当时，能同时拥有这两个资格的，在整个宁波市只有我一个人，在浙江和上海也不是很多。看到很多人现在还在拼命地考这两个资格之一，我觉得当时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和小施的朋友关系非常符合那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经常心里在想，非常感谢他88年的那次重要邀请。

在北京期间还有一个朋友不是大学同学，但一直到现在都和我有很深的交往，这个朋友的故事，我以后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