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答新商报记者问

《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

一书出版答《新商报》记者于泓女士问（之一）

·岳南

记者：您之前的《风雪定陵》、《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西汉亡魂》等多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著作都属考古纪实文学，而稍做沉寂之后推出的新作——《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突破了以往题材，您是否认为该书是自己的转型之作？您的写作方向是否也从此改变？

岳南：要说沉寂是有一点，但还是在前进着，此前的三年所做的事，除了四处采访、查阅资料和写作，就是重新整理、编辑以前创作的考古类文稿，把精华的部分抽出来，配上比较适当、精彩的图片做了一套《考古中国》系列图书，这套图书共十部，字数是150万字左右，插图接近4000幅。作者主要以我为主，还有其他两位朋友杨仕与商成勇也都参入其中。书是海南出版社出的，他们哪里有一个著名的图书策划人、编辑家杨力虹，江湖上号称“虹姐”，也叫“大姐大”（不是手机）(看把俺吹成啥了?汗颜)。她是我的朋友，人很直爽，也很好打交道。他们社的领导也很有气魄，可以称得是国内少有的大出版家，所以就和海南社合作起来了。从去年5月份开始，到今年8月中旬才把最后一本《法门寺地宫佛骨重现记》弄出炉，现在读者总算可以看到十部的全套了。

这套书的两部《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考古中国——清东陵地宫珍宝被盗记》，前一段时间在搜孤网连载过，你可能没看到。你现在提问的这部《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目前正在新浪网“读书”栏目“人文馆”中连载。就读书这个栏目而言，我的感觉是新浪更吸引人，影响也大得多，可以说比搜孤办得好。同样一本书，在搜狐连载和在新浪就大不同。我的许多朋友看到新浪的连载后给我打电话也是这种感觉。这也可能是我在搜狐连载的两部书你都没看到，而新浪连载一部你就看到了的原因吧。

要问到《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这本书是否突破了以往题材，或是自己的转型之作。我认为都有一点，但无论在突破方面还是所谓转型方面，都没有太大的“破”和“转”，只是一个小圈和大圈相套的关系。何以言之？我原来写的哪些考古类纪实文学作品，表面上看来是写如何刨坟掘墓，挖坑钻眼，如何排放毒气，进入地宫，开棺验尸等等一系列情节。其实主要的还是写人，写考古学家的内心活动与外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况。除了写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那部外，其他基本上主要是表现近、现代考古学家的生活的。若牵涉到历史部分，更自然地要表现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了，比如说《风雪定陵》里的万历皇帝就是一个例子。万历皇帝与郑贵妃的缠绵纠葛，书中写了不少。这个不是要故意迎合市场和某些读者的口味，而是非写不可的，否则整个万历一朝甚至于明代灭亡的原因就弄不清楚。你们报社前几年曾连载过这个书，你是看到的，我就不多说了，接着回答你提问的问题。

田野考古学是一种从西方引进的科学，若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算起的话，这门学科从在中国落地生根到现在，虚岁才80年的时光，大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吧。那么第一批引进和借鉴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当时留学美国哈佛的李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的傅斯年、留学哈佛的梁思永，还有北大毕业的董作宾等人。以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的考古学，都是以这里为源头开始，由涓涓细流渐渐发展成江河湖海的。后来成为中科院考古所所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是李济的学生，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也是李济的学生，只不过是在台湾大学培养出来的罢了。这两位考古学巨擘又各自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可以这样说吧，海峡两岸，包括海外，几乎每一个有成就的华人考古学家，都与李济、傅斯年、梁思永这一代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

就人脉关系来说，李济回国之后，在清华与梁启超同为国学院导师，而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就是中国第一位直正受过田野考古学训练的考古学家，在安殷墟发掘中，梁思永起了重要作用，梁思永的大哥是梁思成。梁思成夫人林徽因与徐志摩早年在英国剑桥相识，外界传说是相爱过（南按：林徽因之子梁从诫说，林从来就没爱过徐）。到底是相爱还是没有相爱，我在书中已写到了，你可能也看到了，这里不提。接着说的是，徐志摩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与号称“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同船赴美，且到校后二人同住一个宿舍（最早在克拉克大学）。所以，这批人回国后，都成了一个大圈子里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成为要好的朋友，有的成为陌路人甚至敌人。梁思成在清华的时候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是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可谓是真正的同窗。留美的时候，梁林夫妇与吴文藻、冰心夫妇还一同出外游览野炊，当时是很好的朋友，但后来双方的关系就有点恶化了。主要的导火索就是冰心的那篇《太太的客厅》，因为冰心看不贯林徽因当时的一些做法，就写了这篇讽刺小说加以嘲讽。林徽因看后自然不高兴，马上派人给冰心送了一坛子山西老陈醋，从此便断了来往。总的来说，梁思成、林徽因那一代人，各自的命运不同，但都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工作与生活，有些东西又是共通的。

我的意思是说，尽管前些年我写的是考古发掘，刨坟掘墓，寻找“北京人”头盖骨等等，但由于书中所写的学者很多方面牵涉到李济、梁思永、傅斯年等人，无论是我在采访中听对方讲述，还是翻看资料，无形中就对这些相关的前辈人物有所了解。如此这般，写梁思成、林徽因与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就成为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

  要说写作方向是否改变的问题，我觉得大的方向没有改变，都是在写近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且偏重于考古、历史、哲学、建筑艺术方面有独特造诣的知识分子。小的改变是有的，比如这本写梁林与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的书，涉及纯粹考古发掘生活的篇章较少，在其他生活方面比如情感方面着墨就多一些，这是由题材和所写的人物本身所决定的，算是与以往写作的不同之处吧。

记者：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以及冰心等等，关于他们那一代的文化名人已有诸多出版物，是何原因促使您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该书与这些文化名人已有的传记有何区别？

岳南：三年前，北京刚爆发“非典”的时候，我到四川去采访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与发掘的事情。在这之前的采访中，经常听老一辈的考古人员说到一个叫李庄的地方，在翻阅资料时也经常看到一些片断。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由内地迁到了昆明和四川，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一群考古人员迁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他们在哪里住了六个年头，抗战胜利后才复员回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有了这段历史，就有一些故事流传下来，听得多了，李庄这个名字就在我心里也扎下根了。当在成都的采访结束后，就顺便搭车去了一趟李庄，当时也就是想去看一眼，了却一块心事。到了哪里才知道，李庄其实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小村庄，而是川南的一个古镇、重镇。这个镇自唐代就有了，仅明清时代的建筑就有“九宫十八庙”之称，可见当年是相当气派的。现在这些建筑大都完好地保留着，好像最近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流亡到李庄的有：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人类学所、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十几家重要学术机构的科研人员和高校师生。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也迁到了李庄。整个李庄外来人员达到了1.2万人，全部分散在镇内镇外的农家安置下来。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李济、梁思永、陶孟和、沈性仁、罗尔纲等等，他们办公和居住地方都原样保留着，甚至当年的办公和生活用具都还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看了之后心里很激动。当年这批文化人从大后方流亡到这个古镇，在生活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安心学术研究工作，并做出辉煌的成就，真是令人感佩。梁思成后来那部名满天下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就是在李庄郊外一个叫上坝月亮田的农家小院完成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时，人文组共选出28人，其中7人是从李庄走出的。这样一个规模真是了不起，也让我在激动中又有感动，于是就有了把这批知识分子在李庄的生活写一本书的冲动。回到北京后，我查看了一些资料，采访了一批当年在李庄生活的健在者，之后又按照新的线索和写作思路重返李庄，对当地一些老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采访。就这样，前后折腾了两次，返京后又到清华大学档案馆等部门，对一些流传的史事进行了查考、核实。同时写信给台湾、美国等地的朋友，托其购买相关书籍、资料，待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便开始进入构思和创作状态。先是完成了有点全景式的《李庄往事》（于200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开始写作以个人或几个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陈寅恪与傅斯年》两部作品。现在新浪连载的是主要描述梁林夫妇的一部，下一部《陈寅恪与傅斯年》，大约今年10月份可出版面世，依然是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的责任编辑是同一人，即此前编辑我那一套《考古中国》系列，江湖上号称“虹姐”的资深编辑家杨力虹女士。

至于你问“该书与这些文化名人已有的传记有何区别？”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比如结构、文笔、对传主的评价等等，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有一点我是可以大着胆子说一句的，这部作品与下一部即将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大都是做过详细查访和考证的。比如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好友李济先生，当时住在李庄镇羊街六号，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住在羊街八号，这是我从实际考察、采访他们当年的房东——罗家老人，以及从到过李庄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日记中得出的结论。但当我后来到李济之子、人民大学退休教授李光谟家中访问时，李老却坚持他家住在羊街七号，与梁思永家相邻。在李庄的时候，李光谟已经是同济大学的学生了，按说记忆不会有差错，何况他们一家在李庄居住长达六年之久。而我去拜访时李老正在编辑多卷本《李济文集》（现已出版），头脑仍然清醒得很，后来我的拙作《李庄往事》序文就出自李老之手。当时与我同去李老家中的，还有我的一位学长、作家钟亦非先生。在相持不下时，我问钟亦非：“你相信谁说得对？”钟亦非头一摇晃，眼一瞪，说道：“我当然是相信李老的了，人家在李庄住了六年，自家的门是几号还不知道，难道还不如你懂？”后来李光谟先生受李庄镇政府之邀专门回返故地重游，经仔细考察方才搞清，当年李家与梁家的确是相邻而居，但中间有一个小门，像个柴禾门的样子。这个不显眼的柴门才是真正的七号，而李家的院子则是六号。

我说这个小故事，意在说明自己在采访调查和查阅资料中，还是下了一番硬功夫的，对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做过实实在在的研究之后，才写出这两部书稿。至于考证李济一家住七号还是六号有什么实际意义，我认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国家兴亡大局无关。但既然我调查了，就尽量搞清楚，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若是不加考证，一味凭空想象，天马行空地乱写一气，无论对哪方面来说都是不够尊重的，而此类作品摆在我案头的就有好几部。

抗战期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居住了近六年的李庄在哪里呢？准确地说，它位于以制造五粮液酒而闻名的宜宾市东12.5公里的长江南岸。岷江与金沙江两条河流在宜宾市区交汇后向东奔流，所谓的扬子江头，指的就是宜宾。原李庄属南溪县，现为宜宾的一个镇。

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却屡遭一些写家的歪曲。如一河南某学校女教师，名张清平者，写了一本叫做《林徽因》的传记，由北京女作家张洁作序（2002年1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手头一本是同年5月第3次印刷，18000册，至少有这么多人读过这本书吧。）对于书中所写内容与写得咋样，暂不评论，只举一例来说。书中有这样一段：“在凄惶、混乱的时代中，徽因一家被挟裹到了李庄——一个他们在这之前从没听说过的小山村。他们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五年。李庄是一个依山临水的小村子，滔滔滚滚的嘉陵江水日夜从村边山脚下流过。史语所在山上安营扎寨，营造学社则安顿在山下一座农家院落。”在重庆的梁思成听说徽因发病的消息后，“匆忙往回赶，尽管心急如焚，也要在水上漂流三天才能到家。”（p283—285）又说：“嘉陵江昼夜不停地奔涌，李庄后山的树木荣荣枯枯。思成和徽因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坚韧地进展着。”（p299）

抗战之前，李庄原有居民近4000人，抗战爆发后一下迁去了1.2万人，若如张清平所说是一个小山村，能容纳1.6人居住、工作和生活吗？别忘了这个人数可是一个集团军的规模了。又有哪一个小山村拥用九座大型宫殿式建筑，十八座庙宇？北京城才有多少座庙？更为荒唐的是，把嘉陵江与李庄并提，在书中出现近十次，显然不是笔误。只要稍有点地理知识的人，总不会把重庆以北的嘉陵江搬到重庆以西的扬子江尽头李庄去吧，两者相隔三四百里路程，且流向大为不同。若无半点地理知识，找本地图一翻也就一清二楚了，何以出现南辕北辙的低级错误？地理位置一乱，所涉及的人和事必然就随之乱将起来，牛唇对马嘴已呈必然。用我们山东人的一句话就是：老虎拉碾——乱子套。

按张氏书中所说，梁思成从重庆坐三天三夜的轮船才沿嘉陵江赶到家。若是这样的话，这个家肯定不是在宜宾，应当在陕西的宝鸡一带才对。中国是个大国，地方特色与人的性情不尽相同，有些地方的人天生就有造假的爱好与天才。但无论如何，你这个假总得造得像回事才能蒙住世人。前一段某个地方的人提出“给太阳安上开关，给黄河装上栏杆，给飞机配上倒档，给长城贴上瓷砖。”这个想象力颇为丰富的“四大工程”，国人并不反对，但总要有点谱才好。比如在长城上贴瓷砖，你首先得贴到长城上去，如果你贴到了郑州亚西亚商厦上去了，还告诉国人这就是给长城贴的瓷砖，显然是八十的老汉玩劈叉——扯蛋。《林徽因》一书的作者瞪着眼睛说瞎话，非要把长江按到嘉陵江的头上，让当事者和广大读者都像无头苍蝇一样辨不清东南西北，这不是对大家的戏弄吗？

对于张氏书中这段描述，我曾向来访的著名诗人、作家何三坡提及，何氏正告我：“现在大家都忙着造假、出名、挣钱，哪里还管得什么嘉陵江在重庆，李庄在宜宾。说实在的，这位作者就很不错了，毕竟还没把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搬到李庄去。要是搬过去，她就说‘滔滔滚滚的密西西比河水日夜从李庄村边山脚下流过’，你还不照样干瞪着眼睛看下去？”我听罢，一时无语，心想也是!

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