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金岳霖以及冰心等等，关于他们那一代的文化名人已有诸多出版物，是何原因促使您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该书与这些文化名人已有的传记有何区别？

    ●岳南：三年前，北京刚爆发“非典”的时候，我到四川去采访三星堆、金沙遗址发现与发掘的事情。在这之前的采访中，经常听老一辈的考古人员说到一个叫李庄的地方，在翻阅资料时也经常看到一些片断。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由内地迁到了昆明和四川，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一群考古人员迁到了四川南溪县李庄，他们在哪里住了六个年头，抗战胜利后才复员回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有了这段历史，就有一些故事流传下来，听得多了，李庄这个名字就在我心里也扎下根了。

    ●当在成都的采访结束后，就顺便搭车去了一趟李庄，当时也就是想去看一眼，了却一块心事。到了哪里才知道，李庄其实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小村庄，而是川南的一个古镇、重镇。这个镇自唐代就有了，仅明清时代的建筑就有“九宫十八庙”之称，可见当年是相当气派的。现在这些建筑大都完好地保留着，好像最近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流亡到李庄的有：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学所、人类学所、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十几家重要学术机构的科研人员和高校师生。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也迁到了李庄。

    ●整个李庄外来人员达到了1.2万人，全部分散在镇内镇外的农家安置下来。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李济、梁思永、陶孟和、沈性仁、罗尔纲等等，他们办公和居住地方都原样保留着，甚至当年的办公和生活用具都还有一部分保存完好，看了之后心里很激动。当年这批文化人从大后方流亡到这个古镇，在生活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安心学术研究工作，并做出辉煌的成就，真是令人感佩。梁思成后来那部名满天下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就是在李庄郊外一个叫上坝月亮田的农家小院完成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时，人文组共选出28人，其中7人是从李庄走出的。这样一个规模真是了不起，也让我在激动中又有感动，于是就有了把这批知识分子在李庄的生活写一本书的冲动。

    ●回到北京后，我查看了一些资料，采访了一批当年在李庄生活的健在者，之后又按照新的线索和写作思路重返李庄，对当地一些老人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采访。就这样，前后折腾了两次，返京后又到清华大学档案馆等部门，对一些流传的史事进行了查考、核实。同时写信给台湾、美国等地的朋友，托其购买相关书籍、资料，待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便开始进入构思和创作状态。先是完成了有点全景式的《李庄往事》（于200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开始写作以个人或几个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1937-1984: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那一代文化名人》、《陈寅恪与傅斯年》两部作品。现在新浪连载的是主要描述梁林夫妇的一部，下一部《陈寅恪与傅斯年》，大约今年10月份可出版面世，依然是由海南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的责任编辑是同一人，即此前编辑我那一套《考古中国》系列，江湖上号称“虹姐”的资深编辑家杨力虹女士。

    ●至于你问“该书与这些文化名人已有的传记有何区别？”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比如结构、文笔、对传主的评价等等，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有一点我是可以大着胆子说一句的，这部作品与下一部即将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生活细节，大都是做过详细查访和考证的。比如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好友李济先生，当时住在李庄镇羊街六号，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住在羊街八号，这是我从实际考察、采访他们当年的房东——罗家老人，以及从到过李庄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日记中得出的结论。但当我后来到李济之子、人民大学退休教授李光谟家中访问时，李老却坚持他家住在羊街七号，与梁思永家相邻。在李庄的时候，李光谟已经是同济大学的学生了，按说记忆不会有差错，何况他们一家在李庄居住长达六年之久。而我去拜访时李老正在编辑多卷本《李济文集》（现已出版），头脑仍然清醒得很，后来我的拙作《李庄往事》序文就出自李老之手。当时与我同去李老家中的，还有我的一位学长、作家钟亦非先生。在相持不下时，我问钟亦非：“你相信谁说得对？”钟亦非头一摇晃，眼一瞪，说道：“我当然是相信李老的了，人家在李庄住了六年，自家的门是几号还不知道，难道还不如你懂？”后来李光谟先生受李庄镇政府之邀专门回返故地重游，经仔细考察方才搞清，当年李家与梁家的确是相邻而居，但中间有一个小门，像个柴禾门的样子。这个不显眼的柴门才是真正的七号，而李家的院子则是六号。

    ●我说这个小故事，意在说明自己在采访调查和查阅资料中，还是下了一番硬功夫的，对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做过实实在在的研究之后，才写出这两部书稿。至于考证李济一家住七号还是六号有什么实际意义，我认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与国家兴亡大局无关。但既然我调查了，就尽量搞清楚，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若是不加考证，一味凭空想象，天马行空地乱写一气，无论对哪方面来说都是不够尊重的，而此类作品摆在我案头的就有好几部。

抗战期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居住了近六年的李庄在哪里呢？准确地说，它位于以制造五粮液酒而闻名的宜宾市东12.5公里的长江南岸。岷江与金沙江两条河流在宜宾市区交汇后向东奔流，所谓的扬子江头，指的就是宜宾。原李庄属南溪县，现为宜宾的一个镇。

    ●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却屡遭一些写家的歪曲。如一河南某学校女教师，名张清平者，写了一本叫做《林徽因》的传记，由北京女作家张洁作序（2002年1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手头一本是同年5月第3次印刷，18000册，至少有这么多人读过这本书吧。）对于书中所写内容与写得咋样，暂不评论，只举一例来说。书中有这样一段：“在凄惶、混乱的时代中，徽因一家被挟裹到了李庄——一个他们在这之前从没听说过的小山村。他们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五年。李庄是一个依山临水的小村子，滔滔滚滚的嘉陵江水日夜从村边山脚下流过。史语所在山上安营扎寨，营造学社则安顿在山下一座农家院落。”在重庆的梁思成听说徽因发病的消息后，“匆忙往回赶，尽管心急如焚，也要在水上漂流三天才能到家。”（p283—285）又说：“嘉陵江昼夜不停地奔涌，李庄后山的树木荣荣枯枯。思成和徽因关于《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坚韧地进展着。”（p299）

    ●抗战之前，李庄原有居民近4000人，抗战爆发后一下迁去了1.2万人，若如张清平所说是一个小山村，能容纳1.6人居住、工作和生活吗？别忘了这个人数可是一个集团军的规模了。又有哪一个小山村拥用九座大型宫殿式建筑，十八座庙宇？北京城才有多少座庙？更为荒唐的是，把嘉陵江与李庄并提，在书中出现近十次，显然不是笔误。只要稍有点地理知识的人，总不会把重庆以北的嘉陵江搬到重庆以西的扬子江尽头李庄去吧，两者相隔三四百里路程，且流向大为不同。若无半点地理知识，找本地图一翻也就一清二楚了，何以出现南辕北辙的低级错误？地理位置一乱，所涉及的人和事必然就随之乱将起来，牛唇对马嘴已呈必然。用我们山东人的一句话就是：老虎拉碾——乱子套。

    ●按张氏书中所说，梁思成从重庆坐三天三夜的轮船才沿嘉陵江赶到家。若是这样的话，这个家肯定不是在宜宾，应当在陕西的宝鸡一带才对。中国是个大国，地方特色与人的性情不尽相同，有些地方的人天生就有造假的爱好与天才。但无论如何，你这个假总得造得像回事才能蒙住世人。前一段某个地方的人提出“给太阳安上开关，给黄河装上栏杆，给飞机配上倒档，给长城贴上瓷砖。”这个想象力颇为丰富的“四大工程”，国人并不反对，但总要有点谱才好。比如在长城上贴瓷砖，你首先得贴到长城上去，如果你贴到了郑州亚西亚商厦上去了，还告诉国人这就是给长城贴的瓷砖，显然是八十的老汉玩劈叉——扯蛋。《林徽因》一书的作者瞪着眼睛说瞎话，非要把长江按到嘉陵江的头上，让当事者和广大读者都像无头苍蝇一样辨不清东南西北，这不是对大家的戏弄吗？

    ●对于张氏书中这段描述，我曾向来访的著名诗人、作家何三坡提及，何氏正告我：“现在大家都忙着造假、出名、挣钱，哪里还管得什么嘉陵江在重庆，李庄在宜宾。说实在的，这位作者就很不错了，毕竟还没把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搬到李庄去。要是搬过去，她就说‘滔滔滚滚的密西西比河水日夜从李庄村边山脚下流过’，你还不照样干瞪着眼睛看下去？”我听罢，一时无语，心想也是。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