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泰自讨苦吃

赵焰

1782年的时候，徽州府歙县罗田村有一个秀才方国泰，看村落中别的家族别的人家都有朝廷旌表的牌坊、匾额什么的，脸面上实在挂不住。方家一直是书香门第，好多代都是读书人，文化上都有些建树，出过好多本诗集什么的。思前想后一番后，秀才方国泰便给县府写了一个报告，陈述方家有文化有传统有底韵，请求县知事上报朝廷恩准，给于方家表彰。为示证据，方同泰将自己的五世祖方芬所著的《易经补义》、《涛浣亭诗》，以及七世祖所著的《陛辞疏草》两书一并报上。方国泰这么做，也就是文人的虚荣心在作怪。报告转呈到安徽学政手中后，学政照例翻阅了一番，一抬眼就看到了“征衣泪积燕云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以及“蒹葭欲自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诗句，心里一惊，顿时紧张兴奋起来：诗中味道明显不对，这个“清”那个“明”的，明明是“反清复明”嘛！于是学政赶忙向巡抚谭尚忠汇报，谭尚忠一下子也高度紧张起来。商议之后，奏明高宗皇帝：称发现书中语意狂悖，奏请将方芬刨尸戮尸，将方国泰处斩。也就是将方国泰的五祖从坟里挖出来，尸体砍上几刀，然后将方国泰处斩。谭尚忠这么做，也是有根据的：远的，是当年在顺治皇帝中头的“《明史》案”——对于非法主编《明史》的已经死去的庄廷（金龙）、朱国桢开棺戮尸；庄廷（金龙）的全家包括他仍活着的父亲、朱国桢的后人以及曾经参与补书、印刷、刊刻、校对的全部儒生、工匠，统统杀头。近的，是在乾隆手中办的“徐述夔案”：相关的“文字反清”，结果是徐食田等五人参与出版校对被判斩首；曾孙和孙媳被发配为奴；已死的徐述夔以及儿子也开棺戮尸，枭首示众。

奏折递交上去后，上谕下来，乾隆不认定方家的诗句是反清，反而把安徽巡抚谭尚忠狠狠地责备甚至羞辱了一番。乾隆说：谭尚忠奏已故歙县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逆诗、伊孙方国泰藏匿不报，请将方芬刨坟谬（人旁）、方国泰照大逆知情隐匿拟斩立决等因，已批刑部议奏。据称查出方芬诗集内“征衣泪积燕去恨，林泉不共马蹄新”，又“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又“兼葭欲自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虽隐约其词，有厌清思明的意思，本来属于狂妄，是书生遭遇兵火流离转徙的不平之鸣，并无公然毁谤本朝的意思。方芬老于贡生，贫无聊赖，郁不得志，借诗发发牢骚也很正常。何况方芬早已死，我也不认为他有什么做的过份的地方，如果只是因为这个判他们大逆之罪，那么当年杜甫写了许多穷愁的诗句，即使是孟浩然亦写有“不才明主弃”的诗句，难道要称他们为大逆不道？

接下来乾隆话题一转，提及到了徐述夔案，说当年徐述夔写的诗是反词，是明摆着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至于其他悖逆之句，不胜枚举。如此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不可不办。至于其他的，从前查办河南祝万青家词匾对及湖南高治清所刻《沧浪乡志》，吹求字句，办理得太过份了，我已经屡经下旨告知各督抚，不要再拘泥于文字，牵强附会文中的意思，不要刻意苛求意思。难道谭尚忠不知道吗？

乾隆耿耿于怀提到的徐述夔案，让安徽巡抚谭尚忠惊慌失措——“徐述夔案”是前几年邻省江苏办的一个案子：江苏扬州有一户人家蔡嘉树，租了当地大户徐食田的十几亩田地，因为租金纠纷，徐家要收回自己的田地。蔡家便使“阴招”了，以徐家早已死去的祖父徐述夔刊印散发的书中有“忌讳之词”一事，向官府告发，说徐书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非常悖逆”。报告传到江苏布政司陶易处，陶易见到案卷后，觉得这并不存在着大问题，很明显这是蔡家人的“挟嫌倾陷”。哪知道案件报到乾隆这里，乾隆皇帝却批复道：蔡氏说的有理，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乾隆一生气，后果很严重：不仅徐食田等五人参与出版校对被判斩首；曾孙和孙媳被发配为奴；已死的徐述夔以及儿子也开棺戮尸，枭首示众。更严重的在于江苏布政使陶易对于此案的判断不妥，也被判了斩首罪，虽然最后乾隆降旨“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但陶易还是病死在狱中。此案一出，天下震惊，天下官员无不战战兢兢。

一段时间后，刑部遵旨努力将情况调查清楚，上奏折说：方芬系本朝的贡生，生于明天启年间，死于康熙二十九年，著有《易经补义》一部，《涛浣亭诗集》一本，另外方国泰的七世祖方有度，著有《陛辞疏草》一本。诗内悖谬之处，因是祖上所著，相隔有百把年了，也不明白当时做诗的本意。至于书中有“避寇“诸句，方国泰解释说是曾经祖父言及，是当年福建一带的强盗，来攻打徽州府城，一家逃避，这个“寇”指的就是福建一带的强盗……刑部最后的意见是将方国泰判处其杖一百，徒三年之刑。这一次，乾隆没有节外生板，同意了刑部的意见。安徽巡抚谭尚忠终于将一颗几乎跳出来的心，落到了胸腔里。

几乎相同的案件，乾隆两次的态度为何迥然不同？禁书是皇帝，不禁书的也还是皇帝；杀人的是皇帝，不杀人的还是皇帝。皇帝的脸真是如小孩脸一样变幻莫测——是乾隆两次的心境不一样？或者，是局势的不同？前者必须杀鸡给猴看，后者又必须安抚一下吓得屁滚尿流的鸡？政治就是这样，从不是丁是丁，卯是卯，它永远千差万别，让人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不过细细地想起来，那些专制者的脾气，还是好捉摸的——恩威并施也好，宽松也好，其实都是为了他的那个家天下，为了神圣不可动摇的淫威。就乾隆而言，虽然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但相比较而言，乾隆还算是一个“清头”的，比起那些不“清头”的皇帝们，不知道要好多少。至少，他还基本人格健全，没有变态。要知道，皇帝杀人多少，完全决定于他的脾气好坏和大小，要是不幸中遇到一个精神病，那还真是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