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阜

尽管休宁在科举史上曾经状元满堂，但是，这些状元们的成就和思想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曾经在科举上名落孙山的同乡。这个人的名字叫戴震。

又一次去隆阜的戴震故居。在路上我一直思考着人类知识的开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知识真正的用途在哪里？学者真正的责任在哪里？这样的疑问，都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它在一段时间里坚持开拓的方向，开拓未知和创造，开拓心灵和思想，这样的开拓，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了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明清以后，由于专制制度的限制以及理解力的偏差，中国文化坠入了误区，文化拓展力不足，知识和学问一味求小、求僵、求涩、求偏，满足于卖弄和虚玄的游戏，在开启人类智慧和推动人类进步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甚至堕落成“稻粱谋”的手段和路径，成为了人类行进道路上的摩擦力和累赘。在这个时期，真正能擎起知识和思想大旗，引领人类走上“康庄大道”的清晰者，可以说凤毛麟角。只有王阳明、李贽、顾炎武、方以智、戴震等一干人，算是中国文化的拯救者和弘道者，他们积薪传火，引领着中国文化度过漫漫的窒息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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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故居)

戴震的故居在现在黄山市屯溪区的隆阜，数十年前，这里一直属于休宁县。这是一座濒临横江的古镇。跟徽州所有的小镇一样，这里干净而宁静。尤其是戴震的故居，清洁静谧，不带尘烟，它依着横江而建，从他家小花园的“美人靠”上往下看，正对的是缓缓流动的河水，江天一色，芦苇飘摇，水鸟啁啾。这样的情景，当然有助于一个人灵魂和境界的提升，也有助于一种恢宏思想的诞生。

也许，当年的戴震就喜欢倚在靠江的栏杆上，在江天一色中，思考着天地人之间的关联。

因为家境不富裕，戴震很小便跟着父亲东奔西走，这也使得他对于草根生活非常熟稔。这个据说是10岁才会说话的大学问家，从面相上看，似乎有点木讷，不显山露水。戴震在科举道路上是不太顺利，他在科举中屡试屡败，在花开花落中误了一年又一年，一直到29岁时，戴震才算是勉强考中了一个秀才。这样的经历对于戴震来说简直是一个耻辱。但戴震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更多时候，他只有摇头苦叹。好在戴震一直与同乡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一帮人跟着婺源大儒江永后面求学，在江永身上，戴震不仅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培养了自己的人格。

33岁那年，一场灾难降临了，因为家中的祖坟地被侵占之事，戴震卷入一场官司，族中豪强倚财结交官府，准备加害戴震。为了逃避迫害，戴震只好匆匆去了京城，连行李、衣服都没有来得及带。到了北京之后，戴震寄居在歙县会馆，虽然吃饭都成了问题，但他还是每日讲研学问，目空一切，被人视为“狂生”。不久，吏部尚书王安国慧眼看中了戴震，将他请到家中，教授自己的儿子王念孙。一段时间之后，戴震又去了江南，到南京、扬州等地流亡十多年，这一段走南闯北的经历对戴震是大有裨益的。在北京，戴震和一帮北方学者如纪晓岚、朱筠等惺惺相惜；在江南，他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嘉定钱大昕、青浦王昶等结为忘年友。高手与高手的对弈是令人欢快的，他们经常言谈正欢，通宵达旦，思想交流所碰撞出来的火花使得戴震功力大进。但戴震在科举上仍然没有起色，一直到39岁那年双鬓落雪，戴震才中了举人。但紧接着随后的6年，戴震又是年年落榜，未中贡士。这也意味着，一直到50岁之前，虽然戴震在经史典籍上的学问和成就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有着相当的名气，但满腹经纶的戴震还是无人赏识，身份还是一介布衣。

机会终于垂青戴震了。51岁那年，朝廷决定编撰《四库全书》，面向全国招幕人才。《四库全书》总裁纪昀一看有机会，便向皇帝推荐了戴震。朝廷这一次算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从没有中过进士的戴震进入了《四库全书》馆担纲专职纂修。53岁那年，戴震又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这一回，满头花白的戴震终于算是跌跌撞撞地从科举的斜刺里走了出来，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京城的文化界真是高人无数，天子脚下，人文荟萃，各路英才争奇斗艳。一开始，这个乡村绅士说着一口令人难以听懂的地方话，性格古板而倔强，人们不懂得他，也在暗地嘲弄着他，在一般人看来，最有才华的人应该是那些善于表达的人，而戴震显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又老又丑的书生学问实在是太渊博了，经史集注，僻字险韵，奇崛幽深，他无所不晓，无所不通。不仅如此，戴震的探索精神和学问态度也让他们折服，凡是他稍微有点不理解的，立即就要刨根问底，翻阅古书，查个究竟。这个小个子徽州人总是不分寒暑昼夜，像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在戴震潜心面壁的苦思以及小心翼翼的求证中，一个个僵硬的文化符号渐次变得鲜活灵动起来，而他的思想和博大的理学情怀，也在他的笔下折射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

不久，戴震的名气愈发大了，他以满腹经纶、精警诡谲以及那种野性的学问穿透力使别人感到震慑，并很快被尊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人们尊敬他的学问，也敬重他的为人。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推出那本《孟子字义疏证》，才算是在沉寂之中引起一片哗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经阐明这样一种观点，他将从西汉的董仲舒一直到康有为长达2000年的时代统称为“经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目光和注意力放在那些散发着陈年霉味的甲骨、金石、简册、木牍、缣帛和纸页上，在思想和哲学上一直难以突破。依照中国文化的传统看法，源头才是最清澈的，后来的支流怎么能超过源头之水呢？这种带有强烈迂腐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在很长时间一直限制着思想的延伸和发展。这也难怪，在中国文化看来，人类应该具备的思想和道德，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到顶峰了，在此之后，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拓展。即使是有所创新，也都是标榜古代哲学家之名，此所谓旧瓶装新酒。在这一点上，戴震同样也是如此。戴震看出了朱熹思想本来的误区以及实施过程中的误区，但他同样也是借助于对孟子学说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对于朱熹思想的质疑。但即使是这样，戴震的“司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知。

戴震的出发点仍是考据。选择这样的角度，也是戴震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样可以避开剑拔弩张的方式，对于朱熹的思想重新解读。一个人的思想，在放大的同时，往往会被臆度甚至强奸。戴震就是想绕开一个木偶般的圣人，回到朱熹思想的真正内核。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的本来意义，强烈地批驳“宋以来儒书之言”，在他看来，朱熹思想的诠释，完全是那些“歪嘴和尚读歪经”。很明显，戴震的这番作为是有初衷的，生于徽州的戴震早已经看到了程朱理学在家乡的副效应，看到了徽州大批贞节牌坊后面的罪恶，看到了各个家族祠堂屋檐下的血泪，看到了理学副作用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那种自以为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并且随便赋予一些理解以真理的名义，而后来束缚人们欲望的行为直接带来的副效应就是———对于人性的压制，对于生命的戕害。

实际上戴震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正本清源。其实，这样的看法，也是当年戴震与江永、程瑶田他们在一起经常议起的。这一回，他算是豁出去了。戴震认为，“理”本来是事物的肌理、文理，而离开具体的事物，就无所谓“理”。这也就是说，戴震不承认在事物和天体中存在着绝对的规律。

戴震的言论无异于晴天霹雳。京城的学术界一下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来自朱熹老家讷言少语的读书人竟有着如此大逆不道的勇气。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人也觉察到程朱理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扭曲变形，并且对程朱理学将很多东西绝对化颇有微词，但这样的看法人们一直藏匿于心中，从不敢公开表述。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有着容易“着相”的误区，它们容易推崇形式而忽略本质，不仅仅是对朱熹，包括对孔子，对于佛教等等，都是如此。这样习惯性的做法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的扭曲，还有着扭曲后的进一步延伸。

关于这些认识的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在戴震的思想中，已明显表现出比朱熹“人道”的一面，戴震的思想已带有很强的人本主义色彩。他已经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人性问题了，注意到外部世界对于人性所应该表现出的尊重。戴震指出，“《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这正说明“绝人欲”，也就是“绝天理”。而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惨剧，正是“以理杀人”、“以理祸天下”的罪恶。

戴震的这些思想，相对于禁锢人的程朱理学，进步性是相当明显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震的这些思想，开启了十八世纪的一线人文曙光，甚至具有人文复兴的意义。同为徽州骄子的朱熹和戴震，无疑在各自的时代里，代表着时代思想的高峰。而他们之间的论战，与其看作是一种思想的分歧，还不如看作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前者，意味着一个纷乱的时代要求思想的统一，要求重建道德秩序；而后者，又意味着时代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要求解放，要求思想的多元，要求对人自身的尊重。戴震对于朱熹是没有思想成见的，有的，只是时代的要求，以及人类自身进步与解放的呼吁。

尽管戴震的言行赢得了相当程度的喝彩，但同时，他也感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毕竟，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还不习惯于遵从“理”，只是习惯于服从权利和道德，习惯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不久，反击的言论如铺天盖地的鸦群一样袭向戴震。踅身于京城的四合院中，戴震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北方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那可不是一般的冷，那是在骨头里，都迂回着久居不散的寒意。戴震不由想到徽州，还是徽州好啊，心情不顺的时候，可以躲进青山绿水，乡野民舍。在那里，思想更自由，也更广阔。而在京城，想找一片安宁的地方都难找到，只能心若死灰般地呆在高墙之中。

晚年，戴震患上了高血压病，因为病情严重，戴震的双脚一直肿得如水桶一样粗，视力也下降得厉害。戴震哪能离得开读书和写作呢，在足疾不能出门的情况下，他只好让人抬着他去眼镜铺屡换眼镜，换到最后，卖眼镜的没办法了，只好告诉他：“此老光之最，过此无可换矣。”即使是这样，戴震仍日夜辛劳，勤于校注著述。乾隆42年（1777）5月27日，因为积劳成疾，戴震病死于任上。他怎么会不积劳成疾呢，数数他的著作就知道了。计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又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一个人怎么能在短短的生命中写出这样多的东西呢？这样多的著作，当然会耗尽一个人生命的蜡烛。至于戴震在乾嘉时的思想地位和学术地位，看看《清史稿》中的这一段文字已经清晰地表明：“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后十余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曰：‘戴震尚在否？’对曰：‘已死。’上惋惜久之。”

一代宗师戴震是葬在徽州老家的。死前，戴震就有南归的意愿，并且已经打点好自己的行装，但他的足疾让他实在走不了路。戴震还是舍不得徽州的好山好水啊，只有在那里，戴震才觉得思维更加清晰，而他的所有的思想和行动才合乎那个无形的“理”。在戴震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他的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现在屯溪城郊8公里处的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几山头。墓碑上方镌刻着“隆阜戴氏”，正题为“皇清特赐进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东原府君，生妣朱氏孺人合墓”。碑是戴震的高足弟子段玉裁的女婿，清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所立。

一代大儒，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沉睡于地下，在生前，他终于将积淤于胸的气息释放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也都写了。此番离去，一代大儒已没有什么遗憾，可以安然释怀于徽州的山水之间。

墓地周围，山清水秀，阡陌连绵，层峦叠嶂，松翠欲滴。

第三乐章  渐江:水调歌头
屯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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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潘成/摄

我一边思索一边沿着新安江行走。一有机会，我就会呆呆地凝视着江面。我想知道新安江深处隐藏的秘密，历史的秘密和时空的秘密。有多少人生就从这水中匆匆掠过，又有多少骨骸深埋于水下的泥沙之中。新安江并不是沉默不语的，她似乎一直在叙述，她的叙述，就是水面上细碎的波纹。沿着河流行走，有时候倏然就在心中升腾起沧桑感慨，人生无常，世事无常，它们就像眼前的波光潋滟一样，无法捕捉，无法懂得。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了。列子说：“缘水而居，不耕不稼”，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早期文明与水的关系。虽然水不是人类文化产生的唯一条件，但人类早期以农耕为主的生存方式对于水的依赖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将人类早期文明看作是河流带来的话，那么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便是一部壮美的“河流文明”的大篇章。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但人类社会发展到一种程度，替代河流文化的，必然是那种更博大、也更深邃的海洋文化。徽州同样也是如此，新安江曾经给徽州带来了太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到了一定阶段，这种给予变得吝啬，变得稀少，徽州文明会因此而饥渴，缓慢，甚至裹足不前。文明也是有着层次的，如果不带有立场和偏见的话，各个地域所形成的文明在层次上也是有着区别的。文明的地位和层次取决于它对于世界的定位和认识———定位越准确，认识越透彻越深入，文明的根基就越牢固，文明的大树也就长得越高。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新安江流域所造就的文明如果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她所蕴含的内在精神还显单薄，她在精神的高度和宽广度上还缺乏很多。也许可以这样说，这样的河流只能算是一条聪明的河流，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它还不能算是一条大气磅礴的智慧之河。
———屯溪的由来，同样也是因为水，“溪者，水也；屯者，聚也。诸水聚合，谓之屯溪。”

另一种说法则是：三国时东吴的孙权曾经在这里屯兵，准备打仗。不管这两种说法是否准确，屯溪位于诸水汇聚之外，地理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却是公认的。当年的屯溪山清水秀，江回峰转，十里江面，帆樯林立，桅火与街灯相映成辉。歙人汪道昆曾有诗句“十里樯乌万里竹”，由诗可以推断出屯溪行舟鳞次、商贾纷至的盛况。正因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才有了这块“三江交汇处”的后来居上。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在屯溪。我们是从黟县吃过晚饭后开车赶到屯溪的。迎接我们的，是屯溪的夜色和灯光。我们依然从横山与率水的交叉口经过，依然看到那座古老的屯溪老大桥，以及桥下汤汤的河水。河水勾起了我的记忆，有好几个夏天，我天天都在老桥的桥洞下面游泳。对于老大桥，我是再熟悉不过了———沿着河边的阶梯往下走，桥边有一个石壁，上面镌刻着节选的朱彝尊的《屯溪桥记》，这篇文章记述了古桥之由来；在水边的台基上，还立有一个碑，上面同样镌刻着1934年郁达夫来屯溪时所写的一首诗：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

在屯溪，横江和率水从遥远的山里款款而来，兄弟般相会了，也拥抱在一起。她们的命运从此不分彼此。先前，当她们在拥抱的时候，两岸是萋萋的青草，草滩上悠闲的水牛反刍着时光；而现在，在岸边，屯溪已今非昔比，呈现在河流面前的，是漂亮的花山，是一座灯火辉煌的美丽新城市。

从率口之下，一直到歙县浦口，这条河流有了一个新名字，叫渐江。渐江往东南方向流过去，一路上桃红柳绿，山温水软。比较起率水和横江的清纯，这一段河面变得宽阔了，也丰满了，她长成一个美丽妖娆的女子，楚楚动人。从这里开始，这段叫渐江的河流，顾影自怜，婀娜多姿，款款地，向东南方踏歌而去。

程大位旧居

徽州人清脆的算盘声响彻在山外的世界里。

带着算盘走四方，这已是徽州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了。经商理财，当然要会算账，而算账，自然算盘要打得好。

程大位就是徽商中算盘打得最好的人。

程大位是渐江边的屯溪前园南村人，还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显出智力过人。20岁的时候，程大位和村里人一起出门经商。程大位经营的，只是小本生意。在生意上，程大位做得一般，但算账，程大位却是出类拔萃。有时候，同乡们在一起，谈起自己的生意，程大位便喜欢拿出算盘，一五一十地算给老乡们听。程大位在数字上绕来绕去，一下子便把老乡们绕晕了。很快，老乡们都知道程大位是一个算术天才，有什么账目上的难题，便来找程大位帮忙解决。而程大位似乎特别乐意做这样的事，对于此类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穷根究底。

程大位“走火入魔”了。这个来自于徽州的生意人显然走上了“本末倒置”的歧路，他太热衷于计算了，以至于对赚钱本身，程大位倒显得热情不高。程大位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计算的游戏当中，有时候会为一些算术问题，废寝忘食，披星戴月。很快，程大位在算术上已经变成“孤独求败”了，江湖上无论什么难题，程大位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出招加以解决。40岁那一年，因为对于算术的热爱，程大位索性将自己的生意盘给了别人，带着几大箱算术书籍，回到了家乡屯溪小镇，专心于研究数学来了。

在邻里友人困惑的眼神中，时间一晃20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程大位推出了《算学统宗》。这部书的精华部分，是全面介绍了珠算，以及珠算的各种方法和归除口诀。此时，程大位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了。程大位在这本书的后记上说：凡是前人的著作里，没有解决的，我把它解决了；没有提到的，现在我把它补充进去了；太繁琐的，我把它简化了；而过于简单的，现在记得详细了。程大位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是平静的，虽然他走的是条孤独小径，与整个徽州甚至整个社会逆向而行，但他毕竟走通了，也走出来了。在他孤独的身影之中，有着一种欣慰，不可抑制地流露出来。

现在，程大位故居坐落在市内前园村，始建于明弘治年间，距今已有490年历史，这是一座很简陋的民居，屋子只是三开间两进，二层，砖木结构，几乎没有徽州民居固有的三雕，能够想象得出来，当年程大位的家境并不算富裕，也难怪，一个整天把心思用在算术上的人，哪里会有精力去挣钱，更谈不上去考科举博取功名了。
在生前，程大位是寂寞的，寂寞是因为他的兴趣、爱好和追求无人理解。而在死后，程大位同样也很寂寞，在他死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多少人提及程大位这个名字，虽然他的《算法统宗》被收进了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并由日本人毛利于明朝末年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据说，一直到现在，每年的8月8日，日本的一些地方在民间还会举行“算盘节”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众人抬着一架巨大的算盘，紧跟其后的，就是徽州人程大位的画像。但在中国，那种森严壁垒的思想和官僚体系，又怎么会重视一个小商贩的“旁门左道”呢？程大位依然被忽略了，也被人淡忘。一直到建国以后，当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余介石和安徽师范大学教授胡术五在研究程大位珠算著作时，意识到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多方求证，直到1966年才找到了程大位的第九代嫡孙程纬丞，从他家珍藏的程氏家谱和故居原始房契的有关资料记载中得到确认。随后余介石教授在日本《珠算界》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的生殁年代及其故居》，才算引起珠算界普遍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一帮日本数学权威在北京有关方面的陪同下恭恭敬敬地来到屯溪，要对程大位的故居进行朝拜时，中国文化这才正眼端详一下这个被遗忘的人物，也开始掂量起他的分量。后来的《中国数学简史》是这样评价程大位和他的著作的：“在中国古代数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算法统宗》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从流传的长久、广泛和深入来讲，都是任何其他数学著作不能与之相比的。”

程大位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确立了。现在，在程大位的故居边还建有一个算盘博物馆，在馆内，陈列有古今中外各式算盘、程大位著作、程氏宗谱及各种珠算资料、图片等，在众多展品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形状各异的算盘，大者有81档，1.75米长，小者如戒指算盘，长仅2厘米。在这里，程大位被当作“算盘之神”供奉了起来，其实，程大位并不是发明了算盘，他只是对于算盘的运算方式进行了改进，也进行了规范。他所做的，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对于文明的进程，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个原先微不足道的徽商一下子变成名垂青史的人物，这肯定是程大位生前无法预料到的。在生前，程大位感受到太多的失落。这样的失落，只能归结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弱点，是我们曾经的主流思想，让程大位这样一个数学天才，寂寞了三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