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市北营庙戏台，这是个结构很怪异的戏台，或者说其所在的庙是很不符合一般形制的庙，自然，它便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上到正在维修的享殿阑额去看，汗湿透了衫。那上面标记的时间是“咸丰三年岁次癸丑葵月榖旦”（1853年），又一次的维修记录，我觉得应该向有“维修思想”的古代致敬，而不是拆了再建的所谓“现代意识”，那是个屁！

横平放置在关帝庙享殿与正殿之间连结处的《历代名医之图》碑，因为庙宇正在维修，它就暂时这样躺下，但已不是原始位置。

立秋后的日子，热是蒸桑拿般的热。我原以为城市就是这样子，殊不知要去的乡下也是一样，仿佛无处躲藏。顶着一身的热汗闷水，我到了韩城的老城区。

我喜欢这个老城，上大学时给老师百般好话，让我们以实习的名义考察了一番祖国山河，那是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地方。之所以感受“那么远”，是因为坐的火车——，硬木板子座，一班30多人的学生，倒也热闹，不嫌长。可是火车竟出了西安，先朝咸阳方向开去，可韩城是在东呀？？？这便是慢车！我记得过澄城、韦庄、合阳，一路上火车停停顿顿，乡里人像搭公交一样上去、下来，跟集买菜、提一篮子鸡蛋、捎头猪回去，那情形回忆起来有滋有味，一时也念起《哦！香雪》里面的句子：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的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地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的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粱，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车厢里一起整齐的念起“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像号子一样响彻！——其实这只不过是我的幻象、幻听而已。总之，以中文系的名义去韩城考察，乃是任何老师、哪怕校长大人也阻挡不了的理由。我们去了司马迁祠，而我在心底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个老城。

隔了多少年，现在我终于又走在这个大坡上，缓缓而下，眼前是一座金塔，金代人修的，这是城的标志。下了坡，本来是要找文物部门的人指引，没想到一踏着青石板，竟然进到了北营庙里。一路并未问谁，只是在街上闲走，还想着钩出一些往时的踪迹，但是突然就到了庙前。

北营庙的庙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临街而开，东向，不是一般的南北向，虽然，庙还是南北轴线建筑的样式，但是这个山门首先就很奇怪，在一侧打开。或许仅仅就是为了临街、为了进出的方便？

庙里正在维修，里面工人刚吃了午饭，准备休息，天很热，他们纷纷就静坐、躺在大殿里，古代的大殿广而阔，自然颇为凉快。

从东边的豁口进来，因为正在建设，还没有山门，眼前就是一方戏台（楼），方向朝北，因为神殿在南边，这是一般神庙剧场都遵循的规则，戏剧演出第一的目的就是祭祀、娱神，必须朝着神殿。但是仔细看，这座戏台却并不建在整个庙宇的中轴线上，也就是说，它几乎是偏着脑袋（南偏东，45度角）向神殿，殿是供奉关帝的，所以，北营庙又称关帝庙。以年代论，建于元代。庙内存有一通明正德四年（1509）立的《重修关王祠记》碑，上面书有“建于治北，至正点葺，到今二百”的话，因而以正德四年为下限，上推200年，可得建此庙创建时间为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是时，元灭金、灭南宋也不过30多年，算是中期，因为有元一代，自统一全国算起，亦不超过100年。

有了这个断代，那么戏台就是元代无疑，这在陕西地区，宋元时期戏剧最繁盛与活跃时期，应该是极常见、及普通的一座。元杂剧之勃兴，斯可谓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它不但完全成熟，而且压倒一切的艺术样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一开篇就高度评价：“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是，他所重视者乃是“曲”，亦即后世所谓的戏剧文学剧本。这个观念自然有他的局限，若以他这个看法衡量后世之“明传奇”、“清花部”，那真是糟糕透顶，不值一提。日本治中国戏曲史的青木正儿去见他，王国维很不屑的曰：“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可见他的偏执。

但是，问题也将接踵而来。戏楼为什么不在中轴线上？这是个疑惑。到工人们正维修的“享殿”里，西面墙角横放有一块《历代名医之图》碑，暂时这样倒着。我去看碑文、图表时须弯下腰，做睡姿才可以细读。此文《韩城市文物志》上已释读，兹引如下：

    碑圆首，其上横刻楷书“历代名医之图”，其下线刻11个人物画像，……左右并配有题刻诗句。分别是：“天师岐伯，善答轩辕，制立素问，始显医源”；“太乙雷公，医药之宗，炙炼炮爁，千古无穷”；“秦神扁鹊，精研医药，编集难经，自苦莫若”；“汉淳于意，时遇文帝，封赠仓公，名传万世”；“汉张仲景，伤寒像证，□□□□，大号亚圣”；“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剐骨疗毒，神效巧多”；“皇甫谧安，治法千般，经言甲乙，造化实难”；“晋王叔和，方脉之科，撰成脉诀，普济沉疴”；“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大唐药王，德号药藏，志师韦识，万代名扬”。

但是，仔细与原碑比较，其释读也不完全，多为臆断。譬如在“三皇五帝”条目下，写的是“僦贷季”、“天师岐伯”、“俞□”、“鬼史区”、“少师”、“少俞”、“伯□”、“巫咸”、“伊尹”、“巫彭”、“矫氏”等等人名，并未发现所谓“诗句”。不晓得那四言体诗句怎么来的，而且载诸书籍。
我本来就是寻这块碑的，手头的一篇文章《韩城盘乐宋墓杂剧壁画》，虽云初步考察，但尚需继续深入。这次正是由于墓主人身份的推认而获知北营庙有这样一通碑，来比照一番，或许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关于盘乐宋墓的墓主人身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展开宋代历史画卷——记韩城盘乐村壁画墓》一文中说：

    画像左侧有一方桌，桌后两男子在研究中医，一人双手分别托有大黄和白术两袋中药，另一男子手捧宋代最著名的医书《太平圣慧方》；画像右侧为炮制中药的劳动场面，屏风两侧有侍者端水送药，整个画面可能反映墓主生前至少有从医的经历。

首先，这块碑的年代最需要重新认定，文字要恢复原来面目。

碑图、文以内容分两部分，上、下两部分皆载历代流传之名医，也可能含当地之名医。刚下韩城大坡，沿北街走时，那两边竟也布满各种的“中医堂”，似乎暗示了这个地方又一渊源深长的传统。

碑之下部分，鲜明地刻着两行大字，均书中国历史的朝代名称，全文为：“三皇五帝周秦西汉东汉魏吴蜀西晋东晋南宋”；“南齐北齐梁后魏后周隋大唐五代大宋大金”，（此处“南宋”应为南朝宋，那时人们对朝代的称谓和后世已基本接近，“三国”的次序和后世不同，亦可看出此时《三国演义》小说并未诞生——焦按），像一个表格，每个朝代栏下，是“名医”人名。

种种迹象，似可推定盘乐壁画的墓主人身份至少和医药有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展开宋代历史画卷——记韩城盘乐村壁画墓》一文中写道：“（墓室正面）画像左侧有一方桌，桌后两男子在研究中医，一人双手分别托有大黄和白术两袋中药，另一男子手捧宋代最著名的医书《太平圣慧方》；画像右侧为炮制中药的劳动场面，屏风两侧有侍者端水送药，整个画面可能反映墓主生前至少有从医的经历。”那么，地下与地上文物，似乎都印证一个事实：韩城地区医药的发达。

或许，在“大宋”一栏下，里头就会有墓主人的名字？可惜，这条线索也因为碑上“名字”漫漶不清而先作罢。

注意，碑上朝代只写到“大金”而止，因而可以做这样判断：此碑为“金代”所立，也可视为“元代”所立。

如果是金代所立，那么戏楼时代相应提前，那在陕西将会很重要，全国所存金代戏楼，寥寥无几。陕西省艺术研究所杨志烈先生就主“金代说”，他曾经撰文写道：

    据陕西戏曲志的一位编纂同志讲，他们为了考察这一戏楼的建筑年代，曾打开库门，搬移库物，在地平上发现有两通铺地碑文，经铲泥清理后，从模糊不清的字面中辨认出一通为宋碑，一通为金碑。以此两块碑文所示，北营庙及其戏楼的建筑年代，早则为宋代，至晚当为金代。

这是他1989年发表在《当代戏剧》杂志上的看法，但是，这个说法似乎有问题，所谓“宋碑”在哪里？后来我们见了金城区文管所的所长杨林贤先生，他描述的是：在戏台与关帝庙抱厦、享殿之间有一块空地，这当然是古代看戏的场地了。建国后，曾经在那里挖过“防空洞”，那地下是空的，有一年霖雨，地面塌陷，挖出了两块碑子，一为《历代名医》、一为《重修关王祠记》，其年代应该是元代和清代。

除此之外，杨志烈先生还通过戏楼本身的“营造法式”而进一步断代为“金”，这个看法也颇与些道理。事实上，这个戏台的确比较小巧，恰恰具有金代的建筑特征。而对他说法支持的则是关帝庙抱厦及享殿、寝殿，虽然经历代维修，但明显还保留有当地人称为“明三暗五”的说法，即寝殿前檐面阔三间，并向里退进去一个步架，面阔则变为五间，这种格局关键处在于前檐柱头上横放一根大梁来代替一般形制中的普柏坊和阑额，而这种建筑特点，就是金元时期韩城建筑群所表现的共同特征（见陕西省古建研究所贺林先生《古迹追溯——漫谈韩城东营庙和北营庙》一文）。杨志烈先生还指出：其戏楼还特别“采用有辽金建筑的独有形式——抹角斗拱，更能便于认识它的历史真貌。”

如果金的年代成立，那么也可以说它就是“南宋戏楼”。宋金并峙，在时间上是一回事。公元1127年，也就是靖康之难后，高宗赵构在南方刚称帝的建炎二年年初，金人娄宿自韩城黄河龙门履冰而过西岸，关中遂淹于金，成为金占据的地方，自是宋金并峙。

而这块碑的下限就是“大金”，“大金”也可以是金人的自称，这在碑石行文中并非没有。

可是它是一块有关“药王”的碑，怎么会摆置在关帝庙里呢？这也就是这座北营庙的奇异之处。

现在，回到戏楼酬神时的偏角度问题，恰恰在它同样南偏西45度的地方，是另一座“单檐硬山顶布筒瓦殿宇”，这是“孙真人祠”（孙思邈祠），也就是正经八百的药王庙，原来这块《历代名医之图》碑本来就立在药王庙殿前，后来不知什么年代被搬移至关王殿里了。两间殿，一大一小，祀关王与药王，共用一个戏台，韩城人也真正的懂得“经济实用”，但是像这样把两个不同神的聚会为同一个庙，是否在其他地方还有例子，尚不得而知，需再去查阅资料证实。

由于药王殿规模明显的小，其年代似乎也不应一概如关帝庙一样推定为元代所建，相反，它建于金代的可能性相当大，正好与其形制、规模十分接近的戏楼遥相呼应，似为一体，反倒是关帝庙的规模过大，似为后创，故戏楼并非专为它而建。换句话说，戏楼和药王庙原是一体，也本在一个轴线上，只是后来在元至大年间重新做了规划，戏楼未动，而把两神的正殿做了位移布局。这当然也只是猜想，但所言戏楼为金代遗存亦并非没有依据和可能。

并非，我要硬把它推定为更早的金代而喋喋不休，只是它的建制、体形、结构仍有许多疑惑，有待进一步作答。

即非如此，但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宋金杂剧在韩城一隅表现十分兴盛，其渊源有自，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解释：

    盘乐宋墓壁画上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自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发展所致，必然有一个渊源有自的继承、发展过程或者说独特的发展路线。由于韩城地理位置，与历史上河东地区、平阳府的紧邻关系，这一发展成果可以视作接受北宋汴京杂剧的深刻影响，但是另一方面，韩城地处关中东部，是长安通往中国东北方向（宋金以后主要是联接大都等城市）的重要通道，不但在军事地理上极其重要（如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前文所举金兵入陕，都是从韩城的禹门口突破从而占据关中），而且是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通衢大道，所谓“商路即戏路”，尤其在唐以后，关中优势不再时，这一孔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而它必然的也折射出唐、五代以来戏剧在关中腹地、京畿地区的积累。迄今，韩城地面上现存的宋元戏曲文物十分繁多，并且保留的古老戏剧形态韩城秧歌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据《陕西省戏剧志•渭南地区卷》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韩城法王（房寅）庙建成，清明街庙会，有八社倡优歌舞，错落有致。”法王庙为一宋代建筑，历代均有重修，至今还保存完好，《韩城市文物志》一书考证其实际建庙时间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原殿前东西两端，各有戏楼一座，两戏楼之间是一片长方形广场，为赛会期间耍神楼和看戏的场所。”可知，法王庙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每年三次的庙会，明崇祯五年（1632）所立解经邦撰写的《敕封五岳法王行实碑记》中说：“每年清明庙会，闻名秦晋。八社（东庄、西庄、郭庄、井溢、上干谷、下干谷、柳枝、杨村）敲锣鼓、执旗帜、响火铳、闯神楼、唱大戏、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献盘以高为盛。”“韩城境内戏楼达数百之多，一个小小的县城及其四关，竟有二十余个，这是韩城古建中的一个特点。……如今，绝大多数戏楼随同庙宇已不复存，仅遗存19个。”（见《韩城市文物志》）其中可考定为金元时代戏台的五座即城关北街北营庙戏楼、昝村乡三圣庙戏楼、梁带村禹王庙戏楼、三清殿戏楼、玉皇后土庙戏楼等。
    无疑，这些戏台都属于神庙剧场，因而其祭祀演出与报赛活动也互为一体，明张士佩撰《韩城城隍庙记》中：“邑民则殷于秋报赛，会于八月之念（廿），荐牺荐乐，分隅竞胜。”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而报赛的遗孓应为目前还活跃的韩城秧歌，据康保成先生考证，各地的“秧歌”与宋代文献中屡屡提到的戏剧活动“讶鼓”颇有联系，他说：宋曾慥《类说》卷四十七“讶鼓”条：“王子淳初平熙河，教军士为讶鼓戏，遂盛行于世。其举动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淳所制也。……”按“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与秧歌舞队相合。王子淳制讶鼓之说肯定不可靠，但他使军士们模仿、表演这种舞队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而，康保成又指出：“据《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从秧歌发展、演变成的戏曲剧种，在全国剧种中所占的比例之高，是相当惊人的。可以说，秧歌为百戏之源。故对其形式特征和渊源实有进一步总结、探讨的必要。”韩城秧歌也不例外，诸如其相当宋杂剧引戏角色的“丑”，头上所戴的簪簪帽，和唐代歌舞中此类角色所戴的基本类似，而今这种帽形在朝鲜歌舞阿里郎中，也还可以看到（就是领舞者头一甩，从帽子中甩出一根长布条一类的东西——参看陕西文化厅雷达先生有关文章）。

其实，换个角度看，倒也极有意思。常言道“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不错，北营庙就是一曲回旋百折的“赋格”，它有两个主题，在同一个并不阔大的有限空间里悠长地奏响，千百年来，不绝如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