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曾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阅读挚友胡河清君为我及我的一篇小说写的短评，其时怎么也没想到今日竟为他的遗稿作序。捧起亡友遗墨，不禁泪如雨下。那一页页倔犟的字迹，宛如历历在目的音容笑貌，间杂着一声悠长悠长的叹息，挥洒成一道清澄清澄的长虹。此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位友人何以说阅读手稿的感受远胜于流览铅印的文字。胡河清的字体有类于郑板桥，奇突，苍凉，桀骜不驯，意逮嵇康式的魏晋风度，书体如文，传达着灵魂的信息，散发着生命的芬芳。为此，我特意关照遗稿的编者们，务必将其手迹影印在文集前面。

我在论及《红楼梦》时，曾以《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为其精神渊源。面对这《胡河清文存》，我想首先提及的也是《山海经》。正如《尼伯龙根指环》蛰伏着日耳曼民族的灵魂，《圣经•旧约》闪烁着希伯莱文化的光泽，《山海经》体现了最为始源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大凡具有民族灵魂意味的一代天才，其生命渊源的都可追溯到《山海经》中的人物和故事。诸如曹雪芹者，与女娲相映照的先知也；王国维者，与夸父相媲美的求索者也；而胡河清者，则为共工式的文化英雄。在秉性气质上，胡河清与鲁迅甚为相近，鲁迅者，刑天也；“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胡河清外表儒雅，骨子里却猛志常在；而且不怒则已，一怒便触不周之山，不是选择安眠药所致的宁静，而是走向滂沱大雨中如李尔王那样的旷野呼告；天地于是倾斜，激流汹涌，生命的能量无穷无尽。

如此激昂的气质，又来自西方文化的浸染薰陶，我指的是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及其最始源的精神原型，《旧约》中的耶和华形象。胡河清曾在他那些论说钱钟书的文稿中，一再提及《莫比•迪克》和希伯莱精神，指出钱钟书在秉性上与这种精神的密切关联。殊不知，胡河清本人就是这种精神的“现身情态”，他生命的最后一跃，庶几便是那位与白鲸搏战的哈阿船长的20世纪中国版。这种雄性的阳刚气十足的耶和华式的性情，使胡河清的著述于沉郁之中跳荡着强劲的活力。同时，也正是胡河清所揭示的这种精神内涵，使我对钱钟书其人其著产生了敬意。由于海内外学人的种种过誉，致使钱氏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一具文化骆驼的形象，或曰如同一个任意挥霍钱财那样挥霍学识的知识富翁。及至读了胡河清的一篇篇有关钱钟书的论文，我才对这位被世人捧入云雾中的学术前辈有了文化血脉上的亲近感。我不想说胡河清在所谓“钱学”上有如何高超的造诣，但我相信胡河清在“论钱”上的超凡脱俗，是为许多学者教授所无以望其项背的。或许正因如此，钱钟书老先生才会在读了胡河清的有关论文后，给这位青年学子写了一封亲切而又热情的信函，以示相知和相通。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说胡河清比钱钟书本人更理解钱氏其人其著，但可以肯定的是，胡河清在与西方文化的那种希伯莱精神和耶和华性情的相通上，远甚于钱钟书。因为胡河清不管在学问上有所浸淫，而是在生命体验上比钱钟书更直接更强烈地触摸了那样的精神。虽说彼此同为无锡人氏，同为传统大家族之后，同样出自书香门第，但钱钟书的生命状态是学问的，因而是承继中国文化香火的一代传人；而胡河清的生命状态则是性情的，从而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声绝响。作为文化传人，钱钟书显示了头脑的丰富和聪颖；作为文化绝响，胡河清则展现了内心的力度和浩瀚。胡河清的最后一跃，几乎再现了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布恩迪亚家族的最后一人将家族历史翻到最后一页的苍茫景象。就其人生的遭际而言，钱钟书似乎比胡河清幸运一些，他所身处的时代至少让他作为一个学问家长成了；而胡河清所置身的生存环境却连这样的机遇都难得，以致生命来不及开花而摧折，精神还未曾结果而飞逝。飞鸿远逝，余音杳然。哈阿船长和白鲸搏战过的大海又重新归于宁静，死寂的夜色，无边无际。

由此想到了自钱塘江潮发轫的金庸小说。金庸是胡河清的又一位文化知己，而且在家族谱系上，胡河清的外祖母一系，与金庸的查氏家族同为海宁望族。在论说钱钟书时，胡河清“迫寇入巢”(见钱钟书致胡河清信中的话)；及至说及金庸小说，胡河清的笔锋又直指海宁，从钱塘江潮起笔，说“金庸是将号称天下第一潮的海宁潮捎向人间的绝世怪才”，而“金庸故乡的海宁的潮，其中暗伏着中国文化根源之地发出的信息。海潮的涨落体现了太阳系的游戏规则?”(参见《中国文化的诗性氛围》，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胡河清不无悲壮地写道：

如果有谁要我介绍有关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入门书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向他推荐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的十四部小说。《谈艺录》集中了中国古典诗学中最精粹的语言创造。……金庸的小说就提供了典型的中国诗性文化的现实氛围。在这个美丽至极的诗国中游历一番，便取得了叩开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宝山之门的钥匙。

相对于胡河清在钱钟书研究上的全面和系统，他有关金庸小说的阐述还不曾完成。但即便从他留下的那些遗稿中，人们都可看出其论说的不同凡响。而且无论如情感系统、诗性氛围那样的客观把握，还是如“手足情深”、“打狗棒法”那样的洞幽烛微，胡河清都能运筹自如，出神入化。正如他可从海宁江潮上领略金庸小说所秉承的天地之气，他也在打狗棒法上妙悟金庸小说所潜藏的人生底蕴。而且，他在对韦小宝形象的针砭上又体现了他那嵇康式的刚直不阿和共工式的金刚怒目。正是这样的人格高度，使他在读金庸小说时不为之所惑，每每在完美处读出其破绽。《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形象可谓高耸入云，但胡河清从这位绝代宗师对徒弟张翠山和徒孙宋青书的不同态度上，一眼看破了这位老道在人际关系和政治方略上的太极云手功夫。倘若胡河清不撒手人寰的话，他的金庸小说研究必定和他的钱钟书研究一样壮丽辉煌，成为他学术著述上光彩夺目的双璧。在胡河清身后留下的丰富事业中，此亦可谓一荦荦大者。

除了“钱学”和“金学”之外，胡河清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在对当代中国文学的阐发上。当胡河清将钱钟书的《谈艺录》和金庸小说比作叩开中国古典艺术文化宝山之门的钥匙时，人们千万不能把他也看作是一个叩门者。因为胡河清本身乃是从这座宝山中走出来的奇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在传统文化之中浸淫许久之后才走向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观照的。也即是说，胡河清不是一个经由对当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去叩古典文化之门的凡俗学子，而是一个从远古时代的深山老林中悠悠然地踱将出来踱进当代中国文化的上古幽灵。因此，胡河清有关当代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的评说一起步就具有为一般青年论家所不具备的历史文化高度，从而不是从枝梢末节而是从根蔓土壤上说起。诸如阿城之类的所谓寻根小说，在胡河清是看得透彻见底的。因为阿城他们是从文化的枝梢上向文化的根部摸索下去的，而胡河清的评说则是以深植大地的根须向着天空长将上来的。相对于寻根小说的焦灼和浮夸，胡河清的评说一派仙风道骨。这里的区别在于，寻根小说是以入世的本相寻求出世的超越，而胡河清评说则是以出世的超然观照入世的诸相。我周围有一位颇具灵性的女学生一语道破过胡河清的这种“天机”，她说胡河清一生不与人争不与世争，却注定要与天争。过去曾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之说。然而，事实上，一般中国人大抵都限于可与人奋斗为己任。寻根作家虽然摆出了与地奋斗的架势，但骨子里也还是从与人奋斗出发的。他们一方面要在人际间出人头地，一方面又要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于是就有了耕耘劳作的沉重和艰辛。相对于生存上的这种气喘吁吁，胡河清则是轻松的。胡河清如同一棵庄周所谓的无用之树那样向着天空蓬勃生长。这种轻松体现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便是那股不时间杂着幽默甚至戏谚的清新，“怪味豆”、 “慧心人”、“京城两利嘴”，如此等等。然而，当胡河清直接面对天空的时候，命运的沉重感便不由自主地呈现了。天命可畏，而胡河清又恰恰是一个向天命挑战的人，因此他诸如《潘雨廷法相记》那样的命相文章，便写得十分凝重，乃至不无庄严肃穆之感，从而显出了共工的精神本相。工是这样的共工秉性，胡河清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传统》一文中对那位他称之为“高人”的无名寒士所说的中国当代作家应写出民族文化的“龙虎真景”一话，“深思良久”。尽管胡河清接下去提出他的不同看法，认为先天的灵气未始没有永恒的审美意义云云，但在他内心深处，他对“龙虎真景”一话是有同感的，并且以鲁迅为例指出了重补中国文化之气的重要。他认为，仅仅凭借先天灵气，不过是拜伦那样对社会决战的天才，但如鲁迅那样的民族魂，才有了“雄浑肃穆博大的气象，远非拜伦之辈可及”。

在胡河清如此说到鲁迅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他和鲁迅的相通所在。其实，他和鲁迅一样，不是“主观之诗人”，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气的英雄。大凡人间豪杰，盖为天地之气所凝聚。天赋秉性，承天气也；人杰地灵，得地气也。相对于拜伦那样灵气十足的天才，如鲁迅如胡河清者，其伟岸在于地气的充沛。古往今来，能兼具天赋灵气和丰厚地气者是极为鲜见的。也许只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那样的旷古奇才方为此列，既灵到极致，又雄浑博大到无限。胡河清和鲁迅在秉赋上的这种底气的相通，使他对自己灵气的先天惋如在潜意识中感到深深的抱憾。基于这样的抱憾，他在面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时，极力推崇其中的灵性成分。称之为龟蛇，赞之为恐龙。这些在我看来多少有些过誉的评说，在胡河清却是发于内心的，一如他在交友上之于奇才贤士的渴望。而且，正如他在论说寻根小说时不无苛刻一样，他在评及先锋小说时却极其宽容。因为前者在于对文化底气的开掘，而后者在于自身天赋灵气的挥发；胡河清由于自己那种鲁迅式的秉赋，在两者之间偏爱灵气。胡河清这种对灵气的偏爱，有时又同他对后生小子的热情和对成名人物的审慎不无关联。为此，他曾特意在一篇题为《“中国文学与世界”三人谈》的对话中强调“也许我对中国旧文学浸淫得过深了一些，我倒是更多地希望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先生们也有些‘雪夜访贤’的意境”。因为“须知中国文学最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残烛冷灯下写成的。最没有‘引起注意’希望的手稿作家倒成就了真正的传世之作”。胡河清的这番话不啻对诺贝尔评奖者们，即便对他所偏爱的中国青年先锋作家们，也是一片金玉良言，并且更为语重心长。一方面是“雪夜访贤”，一方面是“残烛冷灯”，这两幅图景合起来，构成了一种高山流水般高远的意境。相对于功名灼灼的中国当代文坛，胡河清的心胸可谓晶莹透亮。

具有如此心胸和丰沛底气的胡河清，自然在面对“海派”文化时情不自禁地流露了鲁迅式的尖锐和犀利。他痛感“海派”作家在文化上的造作，在处世上的虚伪，在艺术上的苍白，在生命状态上的萎顿。因此，笔锋所至，毫不容情。他痛诋“海派”文化的矫情和平庸，而不在乎这种文化在他周围构成了一种怎样“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形势。胡河清与“海派”文化搏战的背景，不是此种文化日暮途穷之际，而正值它们汹汹而来甚嚣尘上之时，一如尤奈斯库《犀牛》一剧中的主人公面对着黑压压一片犀牛的狂潮。“海派”文化虽然在审美上空洞贫乏，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阴柔可怕，充满杀机。而且，正如《莫比•迪克》中的哈阿船长葬身鱼腹一样，胡河清最终为这股阴柔之气所绞杀。仿佛意识到了这种搏战的悲剧性似的，胡河清在对“海派”文化的批判上不遗余力，一论再论，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庸众是天才的死敌，而胡河清最不妥协的就是与平庸的交战。即便是如陈村那样的朋友，倘若写出庸俗文字，他也不留情面，更何况那些俗人浊物，那些虚伪令人毛骨悚然的正人君子。

行文至此，我忍不住掩面而泣。想当年的英雄，都是战死沙场。且不说中国荆轲聂政，即便是古罗马的奴隶斯巴达克，也死于罗马军团的刀剑之下。然而，胡河清这位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却死在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阴气之中。说是谋杀，找不到一个凶手；若云自杀，却几乎人人都有一份“功劳”。或许正是这种无可言说的痛楚，胡河清才选择了滂沱大雨和电闪雷鸣的背景，选择了自高处坠落这一意味深长的形式。我想，这是胡河清一生中最后一篇论文，一如伍尔芙以自杀写完她最后一篇小说，普拉斯以自杀写完她最后一首诗。贝尔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于此获得了最贴切最本真的涵义。

当然，对这种悲剧命运，胡河清未尝没有意识到。他在向命运挑战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命运的重压。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命相和术数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且，正如他在文化气质上是共工式的耶和华式的，他在命相面前崇尚的也是阳刚之气。在《潘雨廷法相记》一文中，他这么写道。

久经修炼的中国老人往往会在容貌间依稀流露出几分近似观世音的女相。而潘雨廷却是一副彻底的威严男相。……一股阴挚坚忍的男性气韵弥漫于整个脸部。眼睛受了感应，就从瞳孔中放出一道看透生死的炯炯精光。鼻梁受到推动，就高耸起显示着向命运挑战的威力……


这与其说是潘雨廷先生的法相，不如说是胡河清本人的精神形相的自我写照。具有如此威严的精神形相的文化英雄，自然不屑于术家为伍，与占卜合流。胡河清对卜相的嘲讽，对《大气功师》的调侃，其严厉不下于对“海派”文化的批判。而且，这种对术数的针砭又可与他对李泽厚那样的学术方法的质疑相映成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术数卜相是命运阐说上的决定论者，而李泽厚的思想方法则是学术观念上的术数卜相。这两者都缺乏饱满的精神内涵，而不过是头脑所擅长的智术游戏。相形之下，胡河清更以一些年轻贫寒的艺术家的追求为然。

几乎在研究命相的同时，胡河清写下了一系列有关绘画、书法、话剧、戏曲等方面的艺术评论。而且，他特别看重诸如钟强、王南溟那样的青年艺术家的才华和奋斗。怀着雪夜访贤式的胸襟，他数度出入那些租借农家房舍做成的画室，兴致勃勃地品赏那些不为人注意但又在坚韧不拔地默默求索的艺术家们的一幅幅作品。相反，对那些为大众传媒重新渲染的影视制作，胡河清则相当审慎但又相当坦诚地指出其不宜之处，提出不同流俗的异见。我十分佩服的是，他还能耐心地观看中国艺术节那样绝对世俗和功利的活动，并且提出了切中肯綮的见解：需要兼容并蓄的风度和取精用弘的识力。联想到他平时所作的一些绕有情趣的书画，人们不得不承认，胡河清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尽管他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命运是严酷的，但这并不能使他因此气馁。他还有过几次远足，如同古代侠士一般浪迹天下。一次从云南回来，他十分兴奋地向我描述大理风情。后来他在论述金庸小说时，还特意提及大理王子段誉和云南茶花的渊源。记得我为此建议他经常外出走走。因为每次旅游归来，他都红光满面，意气风发，如同经历了一次大自然给予的洗礼。对艺术的钟情，对生活的挚爱，与大自然的水乳交融，此三者本可足以使胡河清立于不败之地。怎奈天命深不可测，即如俄狄浦斯都没能逃过命运的围猎，胡河清这位当代中国文化的共工自然也在所难免。


从某种意义上说，胡河清是生错了时代的历史过客，如同一个走错了房间的皇家贵宾。他是他所置身的时代的局外人，仿佛从神秘的时间隧道中突然掉落到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和一片不欢迎他的土地。当他稀里糊涂地将别人指认为恐龙时，他不知道他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化恐龙。他努力地寻找他那个世界的阳光、空气和水分，但他发现这一切全都为喧嚣的风光所遮蔽了。于是他将失望的目光转向人间，企图从中寻觅知己，从而以沫相濡的方式顽强地支撑下去，他需要心灵的阳光，爱的空气，友情的水分。如同梵高痴迷阿尔的阳光一样，胡河清在一个阴柔之极的世界中渴求阳刚之气。他在钱钟书的论著中找出耶和华性情，在金庸小说中指出钱塘江大潮，在潘雨廷的法相上发现了他心目中最为理想的精神形相。他曾因没有在潘先生有生之年前去造访而懊悔不已，大有今生今世与君失之交臂之感。作为一个相交多年的知心朋友，他又从强烈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喜怒哀乐中看出了我的痴愚意味，我的无烦恼方式，连同我冷静地微笑的时刻。他关于我的许多言说，后来都一一应验。而且，我必须指出的是，他的这种寻觅并没有使他丧失作为一个凡人肉胎所应具的人情味。除了朋友之外，他与一般人的相处也同样融洽。自他家老人过世唯有他孤身一人以后，我每年都邀他上我家过年。当他如我家的一个家庭成员与我家人一起谈笑风生地吃年夜饭时，我发现他们全都喜欢上了他。顺便说一句，在我身陷囹圄的日子里，他曾毫不避嫌地去我家中探望了我的母亲。胡河清有他独具的仙风道骨，他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不管命运有多么苛刻，但他对世界依然充满爱心。这样的爱心，造就了他文章中除了气势恢宏之外的另一种风格，即亲切随和的笔调，一如他生活中的平易近人。精神的伟岸，性情的孤傲，在胡河清从来不意味着不近人情。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像一个真正的英雄那样，胡河清在向命运出征的时刻，也会摘下一朵鲜花，充满柔情地插在某个小女孩的头上。

传统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乃是他向命运的最后一击。由此引发的那场洪水，既成全了鲧，也造就了禹，不管禹是一条虫，还是一条龙，禹毕竟标记了洪水之后的历史。后人没完没了地怀念禹的功绩，即便是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也知道“鸟生鱼汤”。然而，洪水被遗忘了，共工被遗忘了。没有洪水哪来的禹?没有共工哪来的洪水?我不知道在胡河清坠楼以后是什么样的时代，尽管在王国维自沉以后的历史已经众所周知，我能够肯定的只是，胡河清的著述不是什么学问家赠给后人的遗产，而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共工篇。如果可以把王国维的自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圆明园的废墟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之三景观的话，那么胡河清以共工的精神形相为之提供了第四个景观。
是为序，以告胡君在天之灵。

1994年12月30日写于华东师大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