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终有一天自已的文章能在《党派评论》杂志上发表。我在大学时期则相信一点：写中文文章要登上《明报月刊》，才算是最高荣誉。

 据说《党派评论》发行量仅仅是三千份，但说不定对年轻桑塔格来说，那是所圣殿，门坎自然高，当它的作者不容易，当它的读者又岂应容易？那是「高额」纽约知识分子的核心刊物。

 我在大学预科那年开始看《明报月刊》，上大学后更一期不缺，虽然印象中没有踫到别的同学跟我谈起过《明报月刊》，不过我坚信在大学象牙塔以外，在香港和一个叫海外的地方，有个广阔的天地，里面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个个看《明报月刊》。是的，是的，我知道不可能个个看，在台湾是不容易看到，在大陆是看不到，知识分子本来就众口难调，何况是在1970年代，分歧大着呢。可是平心而论，或者以后见之明，由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两岸三地及那个海外还有比《明报月刊》更好看的中文「知--识--份--子」杂志吗？就算67年在香港创刊的《盘古》杂志，开始的几年颇有意思，当时兼任编辑之一就是《明报月刊》的胡菊人-- 胡菊人等离开后，后来的《盘古》让人没法看。

 70年代中我的口味虽已变得嬉皮兮兮、姿态也摆得新左兮兮，心底仍惯性的惟《明报月刊》马首是瞻，所以当我大学毕业后两年，重新试着用中文写文章时，第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是给《明报月刊》，而不是给自己办出来的《号外》杂志。

 那是胡菊人时期，我当时所有看过的《明报月刊》都是他主编的，心目中他就是《明报月刊》，代表着知识分子。我还读过他的《坐井集》，看到过他青年导师般的照片，像是认识他，但他却不会知道我是谁 -- 我只是个未经约稿的首次投稿者。他把这个新人的文章在1977年10月和11月分两期刊登，上篇放在该刊第一篇文章的位置，并在「编者的话」里推介。这超出我的期待，受宠若惊。

 文章谈的是华人移民美国的事迹，是依据我在波士顿做的论文改写的。那阵子我写文章一味追求细节堆砌，不加情感或主观评语，以为这样才够酷，连标题都不成句的叫《美国的早期华人移民》之类，招来胡菊人的修改，出刊时变成《华人移民美国血泪简史》，完全毁了我的酷。文章的最后，我结束得很突兀，却自以为是一种反讽的低调风格：「一九四三年，罗斯福总统废除所有排华法例，每年准许一百零五名华籍人士入美境居留，同时已在美的华人可以归化美籍。」我该预想到民族感情丰富的胡菊人不会放过我，果然他在我的文章之后另起了一段，补上一句：「华人可以松一口气了。」

 说实在的，他这句子在语气上己经很照顾我了，只是心态上我们是两代人，他那辈知识分子的花果飘零悲情是我没有的，更不说我辈很多人根本不肯用知识分子四个字，除非是作反讽用。

 文章发表后，当时《明报》副刊主编三苏也来电约见，一下子得到大佬们的表扬，我继续装酷，其实已轻飘飘。现在想起来，两位前辈扶持新人的慷慨和热情，值得敬佩。

 之后我还写过一篇谈新左文论的文章给《明报月刊》，就再和该刊无缘了。在《号外》出版一段时期后，胡菊人在他读者甚多的《明报》副刊专栏上给过《号外》相当正面的评价，只补充说可惜《号外》谈太多时装这类没有长远价值的潮流玩意。他大概没想到可能是我们小时候看了他介绍的存在主义，才变成荒谬、虚无的享乐主义者 -- 我是在开玩笑。

我们一直没有私交，后来他和名记者陆铿办《百姓》杂志，我依旧是读者，那时候我的很多想法已有所调整，发觉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大，尤其在正义、良心、知识分子责任问题上，胡菊人仍然是值得信任的。

 信任到什么程度？这样说吧，假设当时的某一天，我睡意蒙眬的给吵醒，有人气急败坏的说：这是个大是大非的时刻，你一定要站出来表态，快说，你站在哪一边？我说：到底是什么事，给我点时间，让我先弄清楚状况……那人说：不行，现在就得说，你站哪一边？这时候我只得说：好吧，不过你得先告诉我，胡菊人站哪边？他站哪边我就站哪边。

﹝原载《万象》、《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明报》世纪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