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以下简称“王”）：在我们今天这个技术崇拜的时代里，不仅“死亡是什么”需要重新定义，同时，“我们如何死亡”也在重新建构，当然，死亡的意义更需要重新诠释。简单地讲，死亡已经绑定医疗技术，尤其是器官替代与支持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死亡就是关机时间，抑或是停电时间，而不是生物器官或生命体的瞬间自毁进程，意念中的油尽灯灭（寿终正寝），宗教及民间传说中的阎王爷、上帝或者死神“吹灯”的时辰。您作为重症医学（ICU）专家，也作为有哲学情结的临床大夫，如何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对死亡的干预与意义重审？

    席修明（以下简称“席”）：重症医学科的确是生死桥头，它是现代医院建制中救助和维持生命技术含量最高的部门，在影视作品中，在无论是业界还是百姓印象中，它是一个“决生死”（技术）的地方，其实，这里也是一个“惜生死”（宗教）、“达生死”（哲学）的圣地。可惜，遵循效用主义的价值尺度，后者被遮蔽了。也就是现代医学的一个排他性现象，技术的气场（实用主义）太强，哲思（人文主义）的花朵难以自由绽放。

    王：“死亡是个体生命无法抗拒的归宿”，即海德格尔所称“人是向死的存在”（being towards death）,后来被简约归纳为“向死而生”，其实，中国哲学家也常常讲“生寄死归”。既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又作为一个医学母题，无时不在纠缠着人们，视死如归在传统文化里是一种安宁的存在，人们通过村头的葬礼学习接纳死亡的课堂，人人都知晓本体生命的归宿，那就是归天（田），那一天意味着黑夜到来，星空降临，和逝去的祖先会合，或归于大地母亲的怀抱（入土为安），无需反抗，欣然追随。然而，今天的技术打碎了传统的死亡文化，给予人们不断推迟甚至逃避死亡的理由（不知所终），于是，反抗（通过技术干预）死亡成为时髦。您作为ICU专家，认为应该如何把握顺应与干预（反抗）的张力？

    席：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企求，那就是“生生不息”，超级长寿（八百岁）的彭祖尽管是传说，历代帝王依然将他作为个体生命的榜样，长寿丹、不老泉一直是方术家忽悠帝王的法宝。对于百姓来说，过度眷恋生存的宣言就是那句“好死不如赖活”的格言，即使生命尊严、生活质量降到冰点也以“活着”作为个体存在的骄傲。诗人笔下称之为“苟且偷生”（无尊严、无德行的生活），能偷一寸是一寸，从某种意义上讲，ICU技术就是一种“协助偷生术”（抢救的要害在“抢”）。假定的竞争者都是上帝或者死神。既然是“协助偷生”，前提还是必须接受和顺应死亡的自然事实的，干预总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而不是万能的。ICU技术其实无力改变人类对于死亡的基本境遇，即无奈（无能）中寻求希望（偷生、抢救），这样看待死亡不是消极被动的，恰恰是一份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