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和“诗神”并肩的诗刊社诸多“师神”

                        文/安琪

 

2016年我重新订阅了《诗刊》杂志，我不好意思却还是得坦白承认，我已近20年没订阅诗歌刊物了。一方面是北漂居无定所无此闲情，另一方面，我不敢订诗歌刊物是想保持内心的一种平静。即使在我订阅《诗刊》的2016年，每次收到刊物，我都原封不动让黑色塑料信封封着，只把它们放在沙发椅上——沙发椅已变成我的书架了，为的也是保持内心的安宁。我怕刊物上众多新朋老友的诗作会提醒我他们的成就，会让我焦虑。我眼不见心不烦事实上我在逃避，逃避自己近些年创作力的贫乏，逃避自己在名利面前轻易会涌起的浮躁心。果然，这样的逃避很有效果，这么多年，我很少投稿，“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地读书、写作，过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

我订《诗刊》与商震主编有关。《诗刊》的历任主编都有一种平和的本质，从叶延滨、到李小雨，到今日的商震，都是诗歌的内行人。商震担任主编后，正赶上微信时代，人与人之间打破高低贵贱界限，官方与平民可以在同一个平面交流，商震主编的亲和力在微信时代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示。话说2015年8月我开始在微信上发布我的钢笔画作品，10月即接到《诗刊》美编史家昌电话，说商震主编请他向我约稿钢笔画作。你可以想象我的惊喜。此前蒙各刊物主编厚爱，我的钢笔画作已先后刊登于《海燕》《教师月刊》等，但像《诗刊》这样诗人心目中的国刊能向我约稿，怎不令人感慨商震主编的慧眼和细致。很快，《诗刊》2016年第1期上下月刊就刊登了我10幅插画。推己及人，可以确信，像这样从微信中发现人才的善举商震主编一定不止施之于我。时至今日我也不曾向商震主编亲口表示感谢，但内心是记着的。

每个诗人都有他/她诗歌创作的勃发期，也都有属于他/她诗歌创作的磅礴时代，就我自己，则我诗歌最辉煌的历史已经过去，它们大概是在2000年前后，那时我还在福建，执着于长诗写作已有多年并居然创作了近百首长诗。在这样的时刻我接到了2000年第16届青春诗会的邀请可谓正当其时。青春诗会可以说是每个诗歌中人最大的梦想，没有之一，我依据刊物要求投去一组诗作参选，惴惴不安中接到李小雨老师的电话，告诉我，我入选了。那种欣喜所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有共鸣。我向我当时供职的芗城区文化馆馆长请了假，并陈述青春诗会的重要性，爱才的馆长竟然让我报了来回车旅费。我们那届青春诗会在广东肇庆鼎湖作家山庄举办，我先乘坐的长途大巴到的广州，同届成员、广东警察诗人老刀驾驶着摩托车接我，风驰电掣中我看到街中心躺着一只高跟鞋。老刀把我带到了广东诗人接待中心黄礼孩的工作室，其时黄礼孩因新创办的诗歌民刊《诗歌与人》推出了“70后”诗歌概念正声名大噪。本来只是小型的宴请最后呼朋引伴来了一大桌人，让我很是不安。我们那届青春诗会成员不多，才12人。带队老师由时任《诗刊》主编叶延滨先生担任，副领队寇宗鄂先生，指导老师周所同先生、邹静之先生。

本来寇宗鄂老师是不用带学生的，但寇老师自己要求要带两个，我于是很幸运地和田禾一起分配到寇老师名下，余者周所同老师和邹静之老师各带5名学员。广东省诗歌创作委员会组织了一批当地诗人和我们这届青春诗会学员进行交流，座谈会上叶延滨老师关于文化交流的发言成为我经常引用的范本。叶老师谈到了各国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就像流水一样大体是按照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通的方式在走的，譬如我们市面上能读到的译本大都来自欧美，亚洲则以日本居多，而对诸如越南、缅甸、蒙古等等，我们则所知甚少。确实此前我很少考虑这个问题，闻听此言真是胜读十年书。

开始改稿了，我向寇老师交上我为此次诗会准备的诗歌作品并斗胆向寇老师说，我这次准备了两种类型诗作，一种是先锋的我比较满意的，但我知道那肯定不符合《诗刊》风格，另一种就是这些传统的比较适合《诗刊》的。

寇老师一听饶有兴致地说，你还做了两手准备啊，好吧，把你那先锋的拿上来，我倒要看看什么模样？

我兴奋地跑回住处捧出另一叠诗稿，跑向寇老师，“寇老师您看，这些长诗是我最满意的。”

寇老师开始一首一首翻读起来，我则在一边做口头解释，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那样写。当我看到寇老师翻阅的手停留在《庞德》一诗时，我心跳得几乎要窒息，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首诗，寇老师把这首抽了出来放在一边继续翻读，突然，他的手又在一首我同样非常喜爱的诗作前停下：《出场》。

“好，就这两首。”寇老师说。

“真的呀？！”我欣喜若狂。

“那有什么假，寇老师也画画，画界那才叫先锋，有一回我到国外参展，地板上有一堆各种颜色的头发杂乱堆在一起，我差点踩上去，工作人员阻止了我并且说这是参展作品，我吓一跳，我定睛一看还真是，旁边写的作品名字你猜是什么？”

“猜不出。”我摇了摇头。

“联合国！”寇老师嘿嘿一笑，“你说寇老师什么先锋没见过？”

没想到我的作品通过得这么顺利，接下来几天我无所事事开始走东串西，脸上按捺不住得意之色，当年我31岁，正是张狂年纪，自认为被寇老师选中了两首惊世之长诗很快就要名震诗江湖，更何况在最后一天的总结会上寇老师说，“我这组两个学员，一个最先锋，一个最乡土，两人要是能中和一下会更好。”

我一听我“最先锋”，更是喜形于色，都忘了夹着尾巴，结果在诗会结束《文学报》的报道中一口气点了8个与会诗人，我的名字可怜地被“等”掉了。我开始惶恐起来，生怕自己的作品在原定的8月号“青春诗会特刊”中也会被“等”掉，熬过了几个月艰难的等待，到了8月底，我请同届诗友耿国彪一定要在拿到刊物的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有无选上，那天电话铃响，耿国彪告诉我选上了，并且很奇怪我为何会担心，“每个参加诗会的肯定都会选上的。”他说。

拿到刊物时发现我的《庞德》被改为《诗的肋骨》，两首诗都作了不少删节，为此寇老师专门来电话要我别难过，“实在不得已，以后你选入你的诗集时可以恢复原貌”，寇老师安慰我。

“谢谢寇老师，这两首诗能在《诗刊》首发我已经很满意了，真的。”我的回答发自肺腑。

回忆《诗刊》，2000年“青春诗会”是一个必须的点，它决定了此后我可以甩开膀子干诗歌的事而无所顾忌。确实的，诗刊社相对比较喜欢安静的诗人，像我这种总是忍不住爱翘尾巴爱张扬的人要是没有在做“中间代”之前参加“青春诗会”，我真不敢保证以后会有机会。如果我对《诗刊》的这个论断是个人偏见的话，那我在此说抱歉。

说《诗刊》，不能忘记的还有我曾参加过三届刊授学院，时间大概是1989年，1990年，1992年，指导老师分别是朱先树先生、王燕生先生、邹静之先生。因为一首《与韩信语》，朱先树老师以为我是中年人，邀请我参加1989年4月1-10日在北京八里庄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刊授学院学员改稿会”，那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远门，支持我写诗的父亲慷慨解囊，让我得以有这样一次难忘的北京之行。那时我20岁，诗歌写作尚未开窍，人也懵懵懂懂，整个一乡下丫头。但我也居然敢独自乘公交、坐地铁到前门大栅栏购了一件黑白格风衣。记忆最深的是周所同老师的严谨，对每个学员作品均给予认真的指点和修正。还有美丽清瘦的黄伯蔷老师和温和慈爱的陈爱仪老师。10天的改稿会内容丰富，有一回安排《诗刊》社主编刘湛秋带领编辑来与我们座谈，其中就有后来引出顾城杀妻自缢的麦琪（英儿）。另有一回则是全部学员到朱先树老师家里吃饭，师母端上后来我才知道的大名鼎鼎的北京烤鸭。还有一回全体学员到长城游玩，一路上大家放声歌唱，又拍巴掌又跺脚，最后听说司机向会务组多要了钱因为我们把车地板跺坏了。我们那届学员许多已水土流失，比较活跃的后来有杨森君、孙启放、韩少君。

前天，黑龙江诗人姜红伟微信发来我的两首旧作，刊登于《未名诗人》1990年第8期，并附有王燕生老师的点评。《未名诗人》是刊授学员发表作品的园地，那时我还叫黄江滨，我把那两首旧作和王燕生老师的点评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到电脑上，于今回望，当初的写作自然十分幼稚，但王燕生老师却给予充分的鼓励。我永远不会忘记王燕生老师把我的一首短诗《女人心》报送给《诗刊》，虽然最终落选，但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王老师对学员不遗余力的推举。王老师是青春诗会的缔造者之一，带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我到北京后每次见到王老师，他还是习惯性地叫我“黄江滨”。

回忆《诗刊》，不能忘记的还有2006年“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的评选，感谢办刊思路极为活跃的林莽老师创办了《诗刊》下半月并启动了这个重要的评选工程，在百名诗人、诗歌批评家投票选出的“十佳”中我荣幸入选，成为我北漂暗淡困顿生活的一剂强心针，每当我绝望，我就向这无尚的荣光里去取暖，去取得继续前行的动力。

今天，我年近半百，得诗神庇佑，救我于漂泊之中。此刻回忆和“诗神”并肩的诗刊社诸多“师神”，内心涌起阵阵温暖。我要做的是，静心阅读、写作，戒除自满，如果能像福建先贤蔡其矫老师、彭燕郊老师一生保有旺盛的创作力到老，那是我期待的，倘无此福，我就好好做一个诗歌的阅读者、诗人的推助者，回报“诗/师神”这一路对我的恩典。

 

                            2016-11-04，北京，不厌居。

 

 

2017-1-23，中国现代文学馆，《诗刊》创刊60周年庆典。和第16届青春诗会同学姜念光一起与我们的导师叶延滨（右2）、寇宗鄂（右3）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