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档案——文学症候的多重阐释》，吴子林　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出版

目 录

诗人：人间的“安泰”

——杨骚诗论蠡测

对话：金圣叹评点与英美新批评

“症候阅读”

——金圣叹“独恶宋江”与“腰斩”《水浒》新论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身体写作”

“文学终结论”刍议

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

——兼论文艺学的边界问题

图像时代文学的命运

——以影视与文学的关系为个案

玄幻小说的文化面相

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

——以文学批评家胡河清为例

“重回叙拉古？”

——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

“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拥有活力的灵魂”

——讲述“中国故事”的方法或主义

“菲洛克忒忒斯的神弓”

——当代文学批评的歧途与未来

自 序

这些年“驰骋”学界，总有不少朋友问我本科毕业于何所大学，此番情形与今日毕业生就业用人单位必先询问其出身颇为相似。我坦言告之“福建省漳州师范学院”（现改名为“闽南师范大学”），朋友们往往诧异不已。因为我的母校并非重点大学，我的出身何其“卑微”也！于是，有人惊呼“奇迹”，有人深表“敬佩”。可是，这一切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惊可叹，因为自己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其中甘苦自知，自然之至。若说有什么“奇迹”，那就是大一开学不久发生的一次“刻骨铭心”之“神秘体验”。

我是1989年9月入学的，是漳州师院中文系第二届本科生。起初我的愿望是做一名律师，内在的冲动自然是当时看了不少电视剧的缘故，看见那些律师在法庭上雄辩如滔滔江水，下面听众则掌声雷动，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艳羡不已。于是，高考报志愿时就填报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律学”专业。谁也没有想到，高考成绩一揭晓，自己都傻了，当年数学只得了80几分（满分120），较之自己平时的水准降了20余分。虽说总分上了本二线，但心里便已明白“西南政法大学”是上不成了，只有等候“发落”的份，因为填报志愿时自己写了愿意接受调配。那段日子简直是煎熬，我大哥其时已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暑期回来得知我的成绩，失望得不说一句话。这也难怪，我在县一中文科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最高记录是整个年段第四名，在班上一般是第二名。高考前后的落差也实在忒大了！我此次高考之败落，用我大哥的话说，犹如发生了一场“地震”！

世事难料，紧接着发生了第二场“地震”。我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拆开一看傻了眼：自己居然被“漳州师范学院”给录取了，而专业居然是“中文系”。这学校，这专业，对于当时的我确是闻所未闻的。年迈的老父亲过来询问了，我有气无力地告诉他，他误以为是“漳州司法学院”，非常高兴地说：“好啊，这学校还可以。”我纠正了他的误解，老父亲也傻了眼，不过还是安慰了我：“没办法了，你就先去念吧。反正毕业了有份工作，也不错。”现在年轻一代肯定不知道1980年代的情形：尽管被称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的职业其实是最不受欢迎的：一者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属被歧视之列；二者教师待遇极差，开白条拖欠教师工资是常有的事。以是之故，每年高考，填报师范类的考生都不多。为了完成招生指标，只好“抓壮丁”了，即凡是填写“愿意接受调配”的，一律收入囊中。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无意中就成了“壮丁”之一了——真是阴差阳错！

当大哥听到我被漳州师院录取的消息时，往床上一躺，颓然地说：“你的高考不亚于一场地震啊！”过了一会，大哥直起了身，对我说：“算了，就这样吧。一切从零开始，进大学后认真学习，准备四年后考研究生！”大哥一直就是我崇拜的偶像，1982年他以全县高考理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厦门大学化学系，1987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1965年9月17日，该研究所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轰动了世界——攻读硕士学位。因此，不瞒大家说，还没有迈进大学的校门，我就下定了“考研”的决心。

在酷暑中，我终于踏入漳州师范学院的校门了。在同班同学的记忆里，我当时又黑又瘦，拖了双薄得剩层皮的拖鞋，披了条浸透汗水的毛巾去报到。在我自己的记忆里，刚下接待新生的校车，就看到了当时逼仄的小校门，还有一栋与中学无异的教学楼，心里顿时就凉了：这就是大学呀？前几年自己到过厦门大学，就暗暗发誓以后上个比它更好的大学，可如今……唉！在慌乱中办完了入学手续，便是学前教育了。老实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中文系”为何物，仅知道自己的中学老师都是从师范类大学出来的，便顾名思义地以为“中文系”就是“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当辅导员告知“中国汉语言文学”简称“中文”时，自己终于豁然开朗了，于是开始痛恨自己的“无知”，觉得应以如饥似渴的端正态度好好学习。

学前教育后，紧接着是一个月的军训。在焦虑和等待中，终于开始上课了。一个个老师轮番上了讲台，说实话，除了我国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林继中教授(我国恢复学位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十八位博士之一，山东大学唐诗研究“泰斗”级专家萧涤非先生的关门弟子）和西方文论专家刘庆璋教授（我的“发现者”和启蒙恩师）的课程外，一些课程现在想来基本已没有什么印象了。非要说有的话，那只有四个字，即“照本宣科”（后来，自己也当过大学教师，知道这是教学与科研没有贯通或统一起来的结果）。那教学“效果”真是可想而知：学生们坐得东倒西歪，或窃窃私语，或铺了象棋“厮杀”，或趴课桌入睡，乃至“黄河泛滥”……那时，唯一可期待的就是下课后直冲食堂！以是之故，我们私底下称自己学校为“吃饭”学院。有时，有的同学干脆连上课也不去了，就在宿舍酣睡，上午睡到九点，下午睡到三点。这样，自己的学校又有了个雅称——“九三学社”。在这种氛围下，自己真是困窘不已：四年后得考研呢，怎么办？是“随波逐流”，还是“我行我素”，闯条出路？可是，路又在何方呢？……显然，想从“照本宣科”的老师那里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

这时，我想起了“图书馆”。那是由若干塑钢搭起来的一个简易房，分为开架书库和闭架书库两部分，当时藏书量约为30万左右。记得林继中教授给我们上课时说过，你们不要嫌它小，大学四年里能读个5%或10%，就不得了啦。怀着这份念想，我终于跨入了书库。

起初，我基本是借一本随即还一本，一个礼拜往返“图书馆”两三次，因为大一的我实在是看不懂。如，王元化先生的名著《文心雕龙创作论》，自己才翻了两三页就看不下去了——回想起来，当时的知识储备太少了，现在看起来津津有味。看不懂就还，还了再借。“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也渐渐跟自己熟了，不时也会热心推荐些畅销书。就在这来来回回中，我借到了马莹伯先生的《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是俄国19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美学家，他们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马莹伯先生在论及每一批评家时，首先都扼要地介绍他们的生平和思想，然后抓住其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若干要害问题展开论述，使读者对他们在文论与批评领域的成就、贡献和特色，能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其中，谈到别林斯基敏锐地发掘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格里鲍耶多夫、果戈理、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批作家，并对他们的作品予以热情的评论，及时地总结其经验和成就，对俄国文学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当读到这里时，我感觉眼前一亮，原来文学的事业可以如此辉煌呀！一瞬间，沉寂已久的满腔血液沸腾起来了，仿佛一条未来的路在眼前次第铺开了。一代文豪歌德曾这样谈到自己读莎士比亚作品时的感受，他说：

当我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时，我好像一个生来盲目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就是天光。我认识到，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我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

我读到马莹伯先生的《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时，所产生的也是同样的体验。于是，便如饥似渴地“啃”读起来，一边读一边做读书卡片。这本书读完了，我就到“图书馆”找来了别、车、杜的著作。书读完了，也就明白了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日后可以做什么了，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了。

当时，自己真的掐指一算，知道我是属于21世纪的，我的理想是成为“21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做“中国的别林斯基”。这就是我当时的“远大目标”。我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实现这个理想，但可以说现在正朝着这个理想靠近。只要不断地靠近目标，应该说就是成功了。因为理想完全实现了就不是理想了，而是现实。理想的实现不是简单的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现在自己早已过“不惑之年”，如果说有什么成绩聊以自慰，首先应归功于此书的“启蒙”。这次“启蒙”彻底改造了我，让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在牵引自己，让我感觉到自己所从属的“世界”，我的生活由此充实起来、丰盈起来……

在此后的四年里，我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的“另类”：一心埋头“啃”那些一般人不愿读、不想读的理论著作——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和中西文论，疯狂地做读书笔记（1993年毕业离校前统计了一下，四年里借阅了百来本理论著作，做了三、四十万字的读书卡片、摘要）；为了一个学术观点，可以在课堂上与老师争得面红耳赤；当别人为当上班干部、学生会干部，为每年度的优秀奖学金“鏖战”时，自己奉行“六十分万岁，六十一分浪费”的“原则”，淡然处之。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就是那童话里的“丑小鸭”，特立独行的“丑小鸭”。不仅自己没有想到，许多老师和同学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只“丑小鸭”竟“飞”到了北京，博士毕业后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文艺学研究的领域耕耘着，奋斗着，为了当初年少轻狂的“远大目标”。这么说完全没有自我陶醉的意思，我想表明的是：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充满了未知的可能，在人生的历程中，一件小事，一本书，一个人，都有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二十多年前的个人阅读史中，与别林斯基的“神秘”遭遇就彻底改变了我。

法国思想家史怀泽(1875—1965)说过：“人应尽可能地发展自己的所有能力，并应用尽可能广泛的物质和精神自由，为真诚地对待自己，同情及帮助周围所有的生命而努力。人应严肃地对待自己，应始终牢记自己所负的一切责任。”

为此，我们应当经常倾听一下自己的生命在说什么,它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怎样的状态才是它感到最舒服的状态。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严肃的责任心，对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严肃的考虑。这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是对自己生命的最大尊重。

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章是我行走在文学批评之路的一个纪录，故名之曰“批评档案”。

是为序。

跋

这部文集收录的批评、论争的文章基本按撰写、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时间跨度20年左右。它们记载了我不断尝试、探索的思想与学术历程，当然，也呈现了我的文学批评之梦。衷心希望得到读者、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感谢我的挚友、《北京文学》副主编师力斌先生，由于他的热情邀请加盟，使拙著得以在北京印行面世。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史会美老师，由于她细致、认真的工作，不少错讹之处得以一一纠正。同时，也感谢多年来支持我的期刊编辑界的诸多同仁好友，由于你们的热情帮助和鼓励，我才一直坚持耕耘，努力至今。

时尚如潮，在这个让人迷惑的“微时代”，那些僵硬、浮杂、夸张、扰攘的东西终会逝去，而“生命的学问”永在！

吴子林                                             

2016年3月16日北京

吴子林，1969年生，福建连城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审，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及巴赫金研究分会秘书长、叙事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文学基本理论、中西比较诗学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批评，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有四十余篇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复印、转载。专著有《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理论问题》（合著）《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中西文论思想识略》《文学问题：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景观》《童庆炳评传》《文学瞽论》（即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论》第6卷（即出）等；另有《艺术终结论》《教育，整个生命投入的事业——童庆炳教育思想文萃》等编著30余部，诗歌散文随笔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