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突然转向口语

安琪

2016年7月8日至12日的韩国首尔行，是我诗歌写作的又一个点。多年前梁小斌老师在接受我访谈中说过的“人生不是由一条线，而是由一个一个点构成的”这句话深刻地影响着我，时我正应《经济观察报》“中国心灵”栏目邀请遍访国内诗歌名家。所谓“点”在我看来，自然是一个人生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跟随新诗典团出国行这是第三次，前两次分别为2015年1月的越南行，和2016年1月的泰新马行。那两次出国行我饱赏了异国的美景，也饱尝了诗歌的酷刑。

只要参加过一次新诗典活动就能明白这个活动的与众不同处。按照典主、诗人伊沙的说法，新诗典活动才叫诗会，其他都叫玩。我基本认可。参加新诗典活动，诗是第一位，玩是第二位，因为玩是为了诗。白天玩，夜晚赛诗。新诗典作者大都具备迅速成诗的能力，往往白天玩了几个景点，当天夜里就有许多人写成诗，并现场参赛。新诗典诗人大都操持“口语”这把锋利的短矛，具备一针见血的功夫，同一个景点，每个人刺入的角度不同，用的力气不同，出来的就是不同的诗篇。作为一个不擅长口语而惯于抒情和意象写作的诗人如我，在这种短兵相接拼刺刀的竞技现场真的手忙脚乱，只好举手投降。因此，在越南和泰新马之行中，我吃了两个鸭蛋，备受伊沙包括其他成员的批评，可以说是灰溜溜回国。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不擅长写口语诗的我要和口语诗为主的新诗典团队玩，这不等于自找苦吃吗？原因很简单，写不来口语诗的我，内心对口语诗是认同的，对伊沙尤其认同。因诗写风格的迥异，我并非伊沙口语派嫡系，伊沙对我也常有批评。但我一直是伊沙的拥护者，原因如下：

一，伊沙确实开一代诗风且有诸多好诗存世，中国当代诗人一直欠缺处理现实的能力，擅长的是写田园写农村写乡土等农业文明题材，但时代早就进入工业文明并且早已进入混乱的现代后现代了，诗要怎么办？伊沙的诗做出了回答。

二，伊沙持续至今的“新世纪诗典”五年来扎扎实实推出了几百个社会各阶层的诗人，这些人许多地处边远，身居底层，但都在新诗典的多次推举下浮出水面，他们对伊沙的感情真的用得上“感恩戴德”四个字。我就听到许多诗人说，没有伊沙，他们这辈子出不来。体制内的刊物主编推举发现新人无可厚非，这原本就是他们的工作。但伊沙不一样，伊沙用的是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影响力，伊沙对他看中的诗人绝对不吝赞美之词。伊沙有光，并且舍得光照大家。这是伊沙令人敬佩的地方。

只要想想比伊沙早或者和伊沙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都埋头自己的创作不关心别人，就能比照出伊沙人格的伟大。诗神有眼，伊沙付出这么多时间给别人却一点儿也不影响他自身在诗、小说、翻译上的创作，这是诗神对他的回报。

进一步说，跟随新诗典团的两次出国游，让我亲眼目睹了口语写作在处理现实方面的绝对优势，当伊沙、维马丁、江湖海、君儿、蒋涛、湘莲子、邢昊、高歌等一个又一个新诗典诗人迅速地用口语写出了白天我们所参观的景点时，我不得不在内心暗自佩服。不带偏见地说，这真是一些好诗。我进而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是否在什么地方出了差池，为什么对现实介入的能力这么弱？我发现了口语诗人最优秀的品质：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细致到每一个微小的细节。我记得在泰国我们游玩了一个寺庙，进寺庙时导游给我们每人一块小小金箔，要我们贴在菩萨身上，你哪个部位不舒服就贴菩萨哪个部位。当晚，高歌和湘莲子都写出了好诗，前者从一个人多次冒充游客反复从导游处拿到金箔去贴菩萨入手，后者写到自己听错了，先把金箔贴到自己心上，后又赶紧移到菩萨心上。真的非常有意味。

跟随新诗典团对我既是学习，也是压力。尤其对我这种写诗多年，在非口语界也稍有声名的人而言，被一帮出道比我晚多了的口语诗人猛烈批评，那种气急败坏也是真的。我就很不服气地对伊沙说，你不能用评判短跑的标准来要求铅球运动员吧？这次去韩国前，我和瑞箫在微信私聊，我说，如果这次去韩国再从头到尾遭受批评，以后我就不跟新诗典团了。

2016年7月8日晚我们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第一次比赛，我读了此前去鄂尔多斯写的《敖云达来篝火祝颂辞》，果然遭到伊沙非常严厉的批评，批评时间之久为当晚之最。那一瞬间我要多抵抗有多抵抗，时至今日，我对本首诗持保留态度，这是一首一次性的不可复制的好诗。我甚至产生了不再参加比赛的念头，话虽如此，在第二天的游玩中，我脑子不断转着，到处寻找可以入诗的素材。真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找到了两个素材，烟头和手机。我迅速把这两个灵感写在纸上（我的手机已坏，只能手写），在首尔酒店的第二场比赛中，凭借这两首口语诗，我获得当晚的亚军，对我，这是史无前例的。也许是被这个亚军刺激到我的口语细胞，此后的比赛，我全部用口语写现场，并再次进入决赛。

我的口语写作之门就此打开。这是多年跟随新诗典团，多年阅读《新世纪诗典》，多年对口语的认同所获得的回报。回国后，灵感接二连三袭来，我一口气写了16首，题材均来自首尔之行。其中，《鞋子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被没收的打火机》《国情不同，国情不同》《小外孙趁姥姥在韩期间来到人间》《沈总请客》都获得众多朋友的好评，大家共同的评价是，过目难忘。

过目难忘，是对一个诗人的最高肯定。我也经常用这个词表扬我读过的诗。我转型口语后，也有一批喜欢我此前诗风的朋友提出批评，但批评我的朋友他们的诗没有一首我记得住，甚至没有一个题目我记得住，这本身就使得他们的批评很无力。我知道他们为我好，就像伊沙当年为我好强烈批评我的写作一样，不管怎样，我只能写我能写的诗。

跟踪我的朋友大概知道，从2016年1月到6月，我的诗歌写作为零，我完全陷入瓶颈，一首也写不出了。直到2016年6月11号鄂尔多斯之行，才慢慢恢复一点写作，但用的还是老方法。此次从首尔回来，因为突然间掌握的口语写作秘诀，我日日灵感喷涌，这也能入诗，那也能入诗。最意外的收获是，对现实中的重大事件譬如尼斯恐袭，譬如邢台水患，竟也能第一时间反映到诗里，广州外贸外语大学何光顺教授对这些诗给予高度评价，总在当天写出推介文字，这更加坚定了我对口语写作的信心。诗人们都有热血，每遇到不平事总有表达的冲动，但要是按照抒情或意象的路子，真的很难表达，也只能感慨一声“我今天特别讨厌诗”，这里面的讨厌当然不是真的讨厌，而是对诗在处理现实生活的无能为力而发出的哀叹。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舍弃可以一针见血的口语？为什么不拿起口语的武器，如实呈现今天的世界状况给后人？

口语，发生在现场的语言。

　　　　　　　　　　　　　　　　　　　2016-7-25，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