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生代”：焦虑与沉潜中的“在场”写作

崔修建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日益引人关注的“中生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现象，已然成为当下诗坛不容错过的一道斑驳的风景。欣赏、赞叹、不屑、质疑、斥责、讥讽……就像当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崛起时一样，“中生代”在赢得掌声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种种诘问。然而，我们抛开有关“中生代”争讼不一的命名，认真审视被诗人和诗评家们归为“中生代”诗人的大量鲜活的文本，深入打探这些文本所呈现的写作向度、个性特征、整体风貌、成败优劣等，或许才有可能拨开诸多嘈杂、纷纭的“标签式”自足性批评话语的纠缠，打破对其以偏概全、简单归类的粗暴指认，更准确地走进“中生代”诗歌写作现场，进入其风格各异的文本内部，从而完成更为“贴身”的批评。

正如不少批评者所言，作为对自我存在的一种有意识的指认和描述，“中生代”的命名其实已透露出了一种“代际焦虑”。前有“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巨大身影，后有后现代文化背景隆盛的70后、80后乃至90后诗人更为姿肆的现代传媒包装与造势，正如其名字（无论是叫“中生代”或是“中间代”）一样，“中生代”的“夹缝”生存，远离了喧嚣的团队集结，没有了流派、主义的旌幡招展，一个个独立的个体静默、内敛、沉潜的书写，反而形成了静水流深的个性气质，其杂花生树或杂树生花的个人化的诗歌写作，在有意或无意之间，造就了其难以整合的多元分散的写作向度。

 然而，仔细梳理、检视“中生代”诗人诸多有代表性的文本，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浩若繁星的“中生代”诗人们，在似乎毫不相干的松散的个人化求索过程中，也同样呈现出某些具有“类”性的特征，其抒情策略、写作技术的选择等，都有着某些不约而同的自觉，并由此形成了某些特色初具的写作症候，自然地与其生存的时代语境实现了某些十分契合的深层互动。

 其一，“中生代”诗人从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转为对心灵体味的敏锐捕捉，重视个体生命的丰富体验。随着“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迅速退潮，更为平民化、凡俗化、娱乐化的1990年代以降，社会空间更加开放，商业世俗主义思潮泛滥，消费主义日嚣尘上，后现代主义的平面性、无深度感、碎片化、游戏化以及不同于现代主义“炽热”风格的“冷漠感”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而“欲望化”不断升级扩容的大众文化狂欢，又迫使已退至边缘的精英文化阵地一再萎缩。许多“中生代”诗人身临其境，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曾经那些高蹈的“大我”的抒情、非诗的“盛词”书写、黏稠的日常生活描写以及过度迷恋技术打磨的“知识分子写作”等，都不同程度地偏离“此在”的叙述，自然无法真正进入到社会实现的内部，那些众声喧哗的乌托邦和宏大叙事，非但没有凸显诗人独立、自由的个性，反而消弭了个人独特的诗性体验。

于是，“中生代”诗人有意识地将关注社会现实的目光回撤，转而对个体在现实中的细微的心灵颤动、生命体悟，开始投入了更多的热情，更自觉地观照敏锐、细腻的心灵体味，并以更加人间烟火味的诗意书写，完成了诗人对现实的深情抚摸与细致品味。如安琪的《七月开始》：“七月了，你在灯下发短信，你在想我/在重新开始的七月你在很近的村庄发短信/想我，身旁的竹凉席印着你和你的影子/很近的桌上日光灯就要炸裂/你在发短信，想我，像房东在想她的房租/”，诗人细密的思绪，被点滴的日常生活触动，将一对情人的亲密想念与房东对房租的关心巧妙地连接起来，浓郁了抒情意味的同时，又拓展了思想的空间。这首诗很像我们熟悉的那些写实味十足的“口语化写作”，却没有流于单薄、平庸的表层描述，而是将浓郁的生命气息和独特的生命感受，投射于富有生活情趣的细枝末节，但诗人没有停留于对生活表象的直觉，也没有满足于一时的灵性迸发或片刻的简单顿悟，而是穿过细碎的具象，直抵人生的某种本质，在看似信手拈来的生存境遇的呈现中，折射出生活的某些真谛和诗人深切的心灵体悟。再比如，诗人荣荣在《鱼头豆腐汤》这首很生活的小诗里，同样融进了一个诗人细微的生命体味：“用文火慢慢地熬/以耐心等待好日子的心情/鱼头是思想  豆腐是身体/现在  它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情境交融  合而为一/像一对柴米夫妻”，正如诗人自己在一篇短文中所言：“诗更多地潜在我的内心而不是一个面具，……我写我的发现，我的感觉，我的心动，我的诗大多是随感类的，很多是随手写下的。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诗不那么急功近利，不空，不无病呻吟，不虚情假意。”^［［1］诗人透过一个非常寻常的一个生活场景，从似乎没有诗意的一道鱼头豆腐汤中，机敏地看到了日渐沉稳、安和的柴米夫妻生活，感受到青春的激情退却后，却有着心绪的平静、从容，平和的心态透露出一种命运在握的自信与轻松。

“中生代”诗人的组成人员与“第三代”诗人有着很多重叠，其诗学传承和精神品质，较之于“第三代”诗人，也有着明显的承继痕迹。只是“中生代”诗人更加注重对个体心灵体验的触摸和开掘，他们按照自己的诗歌标准和写作理念，竭力突出个人独特的生活观察、体验和感悟，追求完全个人化的抒情策略和语言转化方式，即便是身处公共场景之中，或面对一些公共事件，也努力呈现个人的视角、感觉、声音、技术手段等，以其色彩缤纷的个人精神漫游，勾勒出特征鲜明的个人风貌，以自觉的“差异性”，通过适度的“疏离”，诗人们完成了对既往时代和大众代言的纠偏，远离了诗坛一度流行的流派或集团的众声鼎沸，开始向个人心灵的转向和个人历史承担的选择。尤其是反拨了“不及物”的浪漫主义抒情、“伪文化诗”的实验和“乌托邦写作”后，诗人更加重视内心体验，关注日常生活的诗意撷取，因为“各种题材在现代的眼光下焕发出诗意，……诗歌写作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各种生活，而不至于磨损和取消艺术的想象力：它有惊人的创造力和自信心，在生活之外或生活之中发现‘ 生活’。”^［2］

    其二，“中生代”诗人在凸显“世俗化”的个人风格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诗歌思想深度的打探，他们不再满足于敏锐的感觉和浪漫的青春写作，也无心于史诗的建构，不少诗人倾向于更为成熟的“中年写作”，更为重视个体深刻的体察，重视对自然、社会、生活、生命更具穿透力的思考，努力完成对世界本质的透析与诠释。正如欧阳江河对“中年写作”所做的阐释：“显然，我们已经从青春期写作进入了中年写作。……我认为，这一重要的转变所涉及的并非是年龄问题，而是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它还涉及到写作时的心情。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 ^［3］进入更为沉潜的静观默察，从最寻常的日常生活场景中，获取直抵生命深处的感悟，完成对生命意义的深度追问与超越，已成为许多“中生代”诗人写作的一个十分热衷的取向。且看安琪的《活在一条河的边上》：“活在一条河的边上，很干净，很危险/活在一条河的边上，河水清澈，欢快流走/河水河水，一个人活在你的边上/两个人陪她走，三个人如此相爱，相爱如此宽厚/如此寂寞，如同一条河慢慢走”，一条慢慢行走的河，一如寂寞前行的生命，偶尔也会有温暖相伴，爱那么宽厚，有那么孤独，生命的清澈与危险，一如那不动声色却内蕴无限的河水。如何一边咀嚼生命无法回避的孤独与寂寞，一边实现对短暂的个体生命的超越，是诗人直逼心灵的扣问，也是诗人在向辽阔世界的奋力开掘。在这里，诗人显然无意于一般的生命体验的诗意的呈示，而是更关注于对生命本质和意义的求索。

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一中心诗句时说：“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附带装饰，不只是一种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激情和消遣。诗是历史的孕育基础”。^［4］      作为一种自觉的写作状态，一种诗人生活和诗歌运作的特定状态，“中生代”诗人居于时尚社会、消费社会、欲望膨胀与娱乐至上的时代境遇，但他们从未放弃诗意情怀和对诗歌理想的追求，他们在更为沉寂的个人化探索中，一直不曾失落对真诚、优雅、崇高、清洁、深邃的人生的追寻，即便偶尔也会生发出一些群体性的焦虑，也在越来越世俗化的生存环境中有失落、惆怅、迷茫乃至绝望，但诗人对个人、社会、历史的自觉省察与思考，仍是满怀热忱的，是不懈努力的。正如台湾诗人简政珍《读信》中所展示的：“我等着天黑的时候看信/让一束光从黑暗中/照亮信纸旁边/一切的等待——/一张空白的稿纸/一个电话，和一支/拆信的小刀”，诗人的感兴方式的确算不上时尚，但正是这种与时尚自觉地保持着某种距离，使诗人在细致打量世俗生活和深情凝望生命的过程中，保持了一份优雅的从容，并由此在这似乎信手拈来的简单中，收获了更为令人信服的深刻。     

“中生代”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沉迷于个人的情感、情趣的把玩，而是更加自觉地肩负起诗人应有的社会使命和历史担当，并且以心灵智慧的引领，将个体的诗歌经验有机地嵌入急剧动荡的社会历史变迁之中。

其三， “中生代”诗人更加重视诗歌写作技术的打磨。他们对诗歌“怎么写”的关注似乎比对“写什么”还要重视，关于诗歌语感、叙事、解构、互文性等问题的探索，日益成为他们更自觉的写作追求。在这一批诗人看来，诗歌技术的娴熟运用，可以有效地处理好语言与存在、思维、想象、情感、叙事等复杂关系，这一点，只需翻阅一下诗人兼批评家藏棣的众多诗歌文本，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如何将观察与经验、感觉与想象、当下与经验、具象与情感等，借助神奇、陌生的语言组合，将繁复的本真呈现出经验与意识叙事性，在叙事过程中完成诗意漫射与诗情挥洒。正如诗评家罗振亚所言：“‘中间代’诗人是承接第三代的艺术向度，注意将叙述性作为改变诗歌和世界关系的手段，以口语化的词语本身和叙述联姻介入生活细节，去恢复、敞开、凸显对象的面目，敲击存在的骨髓。”^［5］

“中生代”诗人更加自觉地在诗歌书写中展开“语言自身的行动”，将诗歌语言与诗人的生命存在、个人体验与现实处境同一，使语言向诗歌更大程度地敞开。其中，“叙事性”的普泛推广，就是其中的一种更为复杂、开放的话语选择。诗人们不仅娴熟地运用诗歌叙事手段，还大量地运用小说化叙事、散文化叙事、戏剧化叙事、影视化叙事手段，从而拓展了对繁杂的生活境况的提纯、打磨和熔炼，极大帝拓宽了诗歌视域中的生活场景，使诗人更为自由地穿梭于颇具事件化、场景化的诗意世界，自然地清除了关注与被关注者之间的距离，真正地融入到了辽阔的现实生活当中，完成了抵达生活深处的“及物”写作。

当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生代”诗人高度重视文体、技法、语言、格调、节奏等各种艺术元素交融中的技术改造和创新试验，一时间，反差的、杂糅的、扭曲的和粗暴的语词组合，杂感的、随笔的、小说的、戏剧的“跨文体嫁接”，含混的、多义的、互文的“语词狂欢”和“叙事”等等，诗人们一次次个人的或集体的“技术翻新”或技巧探索，在自然地创造出不少优秀文本的同时，也不免制造了相当多的徒有技术外形而内质干瘪的文字垃圾。

 尽管关于“中生代”的命名与其在当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定位，当下仍存在着诸多的争议，然而，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和诗歌文本的涌现，无疑已为诗坛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丰沛的资源和动力，他们依然“在路上”的不懈的“在场写作”，必将还会给中国现代诗歌史丰富的书写带来更多的欣喜。

注释：

［1］荣荣：《让诗歌拥有一颗平常心》，《诗刊》，2003年6期上半月刊。

［2］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综论》，《山花》，1997 年第 11 期。

［3］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6页。

［4］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版，第46页。

［5］罗振亚：《凭文本支撑的精神鸣唱：“中间代”诗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