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诗歌和时代的关系

                         安琪。2011年6月11日，霞浦，丑石诗会。

诗歌和时代的关系永远是一个探讨不完的话题，诗人该不该介入时代，如何介入，一直以来也困扰着我，我自认为是个介入时代的人，虽然我的写作大家都认为属于先锋写作，但我追求的是用先锋语言去介入时代与生活。在我看来，时代是个大概念，它包含大社会和个人的小生活。福建时期的我，因为工作稳定，有更多形而上思考的机会，那时我关心国家大事乃至全球动态，比如《九寨沟》一诗中“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说的就是北约轰炸南联盟。到北京后，一下子落了地，生存变成第一要素，所关注的慢慢就移到个体存在本身，个人的遭遇和悲欢，成为了我这一时期的主题。即便这样，我依然认为我北京时期的写作与时代有关。刚才邱景华老师举了惠特曼和迪金森的例子，前者勇敢介入后者一生退守，但他们一样伟大。从面上看，惠特曼与时代的关系自然很是紧密，迪金森似乎脱离，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个人的写作大体都依照自己的心性和文字掌控能力，有的人有直接与时代发生关系的能力，有的人也许只能与自己的内心发生关系。这一切其实没有问题，时代究其实也只是一个抽象的大概念，需要各种类别的人物和事件构成。有问题的是，你这个与内心发生关系的个体是否具有“类”的代表性，也就是，你是否具备你这“类”人物的个性并由此个性引申出共性，比如，刚才傅翔说到的对曾德旷诗歌的欣赏，他的诗我也欣赏，他继承了流浪艺术家的本性，古今中外都有这样极端的奋不顾身的艺术家譬如梵高、海子，等等，曾德旷生存和写作的状态表明，他继承了这样一路的写作，他告诉我们，极端艺术家在任何国度任何时代都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现场，他做到了极致。同理，郑小琼以打工仔为主题的写作也力图把打工仔写到极致，多年后当我们回望这个时代，我们想到了郑小琼笔下的这类人物，我们有了形象记忆和感触，这就是郑小琼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不反对写内心写个人，但我倾向于你所写的个人要具有普适的意义，要写得透，写出你这类人的共性。譬如臧棣近几年丛书系列、协会系列的写作，在我看来即是知识分子写作讲究技巧所能达到的极致。生活在学院里的诗人，一生的走向基本明确，他们情绪的起伏，命运的遭际也大体清晰，他们和生活的关系也想象得出并无多大的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保持创作的激情需要自觉的强迫性的写作，也就是，技巧在学院派里非常重要。臧棣的存在代表了学院派在技巧上的完美呈现，他写作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彰显。总而言之，我认为，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要视诗人自己的创造力而选择直接介入还是回到内心等方式，没有定法。第二，当你选择写自我时，要努力写到你这一类写法的极致。我自己要走哪一类？我想，也许是走知识女性不甘于平庸生活而产生的与社会、与家庭、与男性、与自己的挣扎、冲突、协调、妥协等种种纠结的记录与情感吧。

 


叶玉琳和周宗飞，郎才女貌小夫妻。

郭友钊，谢宜兴，安琪，刘伟雄。

丑石几颗：谢宜兴，探花，欧小琼，安琪，刘伟雄，巫小茶，三米深，郭友钊，邱景华。

左起：朴树林、昌政、傅翔、安琪、吴谨程、汤养宗、俞昌雄（该图片来自吴谨程的博客）

女石头若干：郑清清，刘翠婵（她哥刘伟雄），叶玉琳（周宗飞的老婆），陈黄宇（她妈黄江嫔），安琪（陈黄宇的妈），冰儿，陈晶，巫小茶，陈颖

刘伟雄，安琪，叶玉琳，谢宜兴。

大丫头和小丫头。

巫小茶轻功了得。

挪开会议桌，拍一张大合影，留给26岁的丑石

左起：晋江吴谨程、北京王光明、漳州安琪

 漳州安琪、厦门冰儿、晋江吴谨程

安琪在看女儿唱歌

安琪的宝贝女儿，写的歌词比她妈妈的诗歌强！

安琪和叶玉琳

诗会合影

（以上图片来自亲友团博客，恕不一一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