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从有关“中间代”命名的争议开始，框定“中间代”这一命名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性，进而从整体上对“中间代”诗歌进行拯救式打捞，以期改变诗坛对“中间代”诗人长时间的漠视或有意遮蔽的现状。通过梳理诗人们共同的时代背景和经历，在灵魂深处触及他们丰富而驳杂的诗歌文本，考察、研究“中间代”诗歌在近二十年的沉潜背后，烛照他们内心的诗歌理想和对当代诗坛所做的默默的努力。

论文分三章对“中间代”诗歌展开论述：第一章在对“中间代”诗人命名之惑和家世背景进行概括和梳理的前提下，重点发掘“中间代”诗人在多年的沉潜中支撑其创作的精神动因和灵魂轨迹，考察一代人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盛行的1990年代，告别集体喧嚣之后，如何以坚韧的性格守护自己的诗歌理想，打造属于个人的诗歌王国。

第二章主要论述“中间代”诗歌的艺术向度，从“及物”路线的拓展，诗歌口语的创造性实践，诗歌的文体包容性和差异性原则的张扬四个方面，突入“中间代”诗歌异彩纷呈的文本，力图从宏观把握和微观细读两大角度，呈现“中间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勾勒其诗艺全貌。

第三章从文学史的高度，还原“中间代”诗歌的历史风貌，论证其在代际传承与转接中的价值定位和在新世纪诗歌创作中的旺盛活力，在静态的和动态的历史考察下，对“中间代”诗歌进行一次客观公允的诗歌史定位，对他们为中国当代诗歌所做的默默无闻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这种整体性的打捞也为重写诗歌史和反思1990年代文学提供有力支持。

可以说，“中间代”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当今诗坛形成了一股不容被忽视的力量，他们承前启后，锐意创新，以坚韧的写作态度为当代先锋诗歌的代际转接立下汗马功劳。相信凭借取得的成绩和一如既往的开拓精神，他们会获得诗坛的首肯，最终也会为文学史书写出厚重的篇章。

关键词  “中间代”诗歌；精神维度；艺术特征；价值定位；文学史

                       《论“中间代”诗歌》论文绪论

                               南开大学博士生/邵波

研究“代际写作”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尤其以年龄为标准对当代诗歌进行代际性的开掘，更是比以诗学主张（“非非主义”、“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或思潮、流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为横断面的诗歌研究要复杂得多。而“中间代”诗歌研究，由于诗人众多，文本庞杂，加之所面临的许多纠缠不清的诗学问题，就更增加了对这一代诗人进行整合性研究的难度。在对这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梳理过程中，我们无法绕开“中间代”命名的相关争论，而这一命名的清理和框定，也是本论文得以展开的前提。

正如“第三代”、“70后”、“80后”这样的代际命名一样，“中间代”的命名从一开始也充满了争论、歧义和批评。2001年，安琪、黄礼孩在编辑《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时，首次以“中间代”命名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因为命名的艰难，人们至今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盘旋在他们头顶的是一系列没有统一的概念。这同时也成了我们着手本书的第一个根本性难题，在多次的商谈探讨和征求意见之后，礼孩和我最终确定下‘中间’这个可以做多重理解却又是直观简约的称谓。它彰显了如前所述的两种指认：一、沉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1]。可以说，安琪、黄礼孩对“中间代”的命名是用心良苦的，同时也是充满野心的，他们以历史的责任感对沉潜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一代诗人，进行了一次拯救式的打捞，从而给近二十年来大陆诗坛最为倚重的中坚力量以“合法”的身份，使他们不致湮没于历史的纹理之中。《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对“中间代”的集体命名，为曾经与此代人写作有关的“第四代诗人”、“85年一代”、“新世代”的命名争议画上句号，同时，也为新世纪“中间代”诗歌的命名与写作加注了冒号，因为在这一代差异性极大的写作过程中，任何一种命名和界定都会有挂一漏万之嫌，更何况他们的写作还在默默前行当中，美丽的生长还在继续。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2004年6月出版的《中间代诗全集》的附录——中间代诗论中，围绕“中间代”的命名之战再一次打响。回顾历史，不管卷进这场世纪初命名之争的诗人出于何种目的和立场，有一点是值得称颂的：在喧哗与热闹的背后，出现了诗人对有关“中间代”命名的空前一致的团结姿态，这是在保留诗学差异性条件下的团结，是一种长期被忽视或有意遮蔽下的集体命名权的集束爆发，是在宽容、共生与多元的1990年代背景下，对共同理想的热切追寻。

在考察“中间代”命名论争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涉及“中间代”诗人所经历的历史，文革在这代人童年、少年的记忆中，留下了与前代人不同的记忆轨迹，由于年龄普遍偏小，所以那场“红色风暴”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集体的狂欢和幼年的一场游戏，在懵懂中对人性残暴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政治的不信任和对狂热的有意疏离，这直接造就了“中间代”们成年以后对政治的解构心态和在沉潜中持续坚守的创作品格；在文学快速发展的1980年代，“中间代”正逢吸取知识的中学、大学时代，从外部激情洋溢的文学环境到内部系统完备的高校教育，都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中间代”诗人兼容并包的汲取大量文学养料，打造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阔的文化视野，为日后浮出历史地表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随着1989年夏天的到来，1980年代理想乌托邦的终结，社会与文学都被抛入了无名的1990年代，而社会的深层演变，又迫使文学在断裂中寻求自身发展的可能，促成了写作方式的转型与文学样态的突变。在前所未有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中间代”们并没有偏离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以特有的坚韧力度，在沉潜中打磨诗艺，以心灵的纯文学创作对抗众语喧哗的后现代文化。

这种独特的家世出身使“中间代”们具有厌恶一切群体运动的性质，身上充满独立个性和怀疑精神，自觉游离浮躁的社会权力中心，而且他们与前后两代诗人相比更加注重诗歌“怎么写”，在深入当代的同时提炼诗歌的灵魂。正如诗人叶匡正所言：“‘中间代’命名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当代诗歌将彻底告别依靠‘诗歌运动’构成诗歌秩序的方式。‘中间代’不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它是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的‘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我所理解的‘中间’，就是在诗歌运动之外、坚守中间立场的诗歌写作精神。”^[2]这种从诗歌文本到写作精神的中间状态，使“中间代”诗人以惊人的毅力在近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凭借大量、优秀的诗歌文本最终成为当今诗坛的中坚力量。可见，“中间代” 的命名无论从生存、写作或精神层面都涵盖了1960年代出生诗人的总体特点，所以，我在本论文中，延续“中间代”这一命名，重在复原一代诗人的整体风貌，给予他们公允的评价。

注释：

[1]安琪、远村、黄礼孩主编：《中间代诗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306～2307页。

[2]叶匡政：《中间代诗全集·后记》，《中间代诗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5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