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砖窑”引发的一些诗想

 

                  安琪 

 

1、今天，终于写了两首诗，大概已有两个月不曾写诗了吧，总之是很长一段时间了。诗这东西很奇怪，不写就觉得很空虚。像今天，因为有了两首诗而让我哼出了歌，虽然这两首不见得怎样。

 

2、不写诗，是因为觉得难以突破。我是个不爱重复自己的人。把我全部的诗摆在桌面，把名字遮住，你根本就看不出它们出自同一个我。和几个批评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大家众说纷纭，难定利弊。我自己是不得已，这么多风格并不是我有意为之，常常是，一种风格写着写着，自己就腻了，或者即使不腻也写不出来了。不知不觉接下来的写作就改了另一种风格。

 

3、我的风格多变也许与我“什么样的观念就有什么样的写作”的观点有关。我迷恋过语言暴力，迷恋过综合式，迷恋过学院，也迷恋过口语。似乎什么样的诗歌写作都有它打动我的地方，我的写作也因此充满不确定性。

 

4、在这次黑砖窑事件中，我感到了诗歌的无力，大部分诗人都没有能力介入这一事件，我指的是用诗歌的形式。我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写了几次都不满意。诗人被社会拒绝与诗人自身无能对社会现象发言有关。我知道还有很多诗人坚持不屑于社会现象，坚持自己的“纯粹”写作。但是，当我读到满纸老词老句时，我觉得，这样的诗真是离时代太远了。

 

5、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起读到某部诗集的感受：里面充满太多的火车、田园、春天等意象。我心一动，突然暗自惭愧。是的，那些属于这个时代的词汇为什么就进不到我们的诗歌中？或者为什么它们进入了，我们却觉得它们不像诗呢？无论是进不了还是进了不像，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处理这些词汇的能力。

 

6、譬如“黑砖窑”“童奴”“贪官污吏”这些词你要怎样让它们在一首诗中发挥诗的作用？推而广之，“工厂”“车间”“三班倒”“工伤”这些词又要怎样使用？从这个意义上，现在被大力推崇的“打工诗歌”是有它的道理。尽管我知道许多自以为高雅的诗人对此有些不一为然。

 

7、我在离开福建时我的写作就基本已处于停滞状态，到北京至少激活了我写作短诗的能力。我的知音批评家陈仲义、向卫国一直希望我沿着福建时期开拓的长诗写作继续前进，我个人深知非常勉强。这固然有北京众多焦虑所致，但实际上，我包罗万象式的长诗写作在福建时期就已终止。只是陈、向二师不知道而已。

 

8、同时，一个人真的需要写那么多诗吗？真的能够活到老写到老吗？我私下认为不必。诗歌越多对自己的遮蔽越大。我经常在遇到约稿时犯愁，怎么选呢，我的作品已经太多了啊。而越写越好的例子在中国目前看来只有昌耀和彭燕郊。他们二位有个原因，都经历了文革不能写作的终止。他们的付出是一种死而后生，有爆发的基础。像我们，天天都可以写的人，要越写越好真是困难。

 

9、我把如上问题询问批评家张德明，他说，关键是看你自己的心灵，如果你能从诗歌写作中得到快乐，你就会继续写。这么说，我还会继续写，因为我从今天的两首一般般的诗中还是得到了快乐。

 

10、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