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后面挂本书　牛头插花终放弃

自己读书不多，也曾体会到读书的艰难和困惑，但却始终心存对文化的敬仰，始终心存追求文化的快乐。从宣化二中辍学了，从镇上的缝染厂回到生产队，我扎进家庭及生产队的劳动中，并从劳动过程中获得很多快乐，获得劳动收获的快乐。但劳动是劳动，劳动之余依然不甘心对文化追求的放弃。

我曾从家住云蒙寺的同学刘子英手里，看到一本他舅舅何耀榜的革命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被深深地吸引。该书写的是，1934年，我们大别山地区的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后，地方革命武装和人民群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该书于1959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何耀榜口述，其妻苏波整理。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何耀榜先后担任中共罗（山）孝（感）黄（陂）特委第一书记、鄂豫皖省委委员、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兼政委等职务。

吸引我的并不是这本书特别精彩，而主要是因为讲述者是我们家乡人，书中的很多故事背景都写自我们当地，一些山名、村名、地名都是我熟知的。大概是1961年，我用自己卖柴挣的钱，瞒着父亲花8角8分钱买回一本，爱不释手地看了又看（并保存至今）。我在该书的扉页贴上白纸，用钢笔抄写两首诗后，还写下一段慷慨激昂的文字：“同志们，我们热爱和平，但为着保卫祖国，反对压迫，我们的先烈不怕战争，我们也不怕战争。美帝国主义如果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敢于阻挠我们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我们就一定要为反抗侵略而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侵略者！1962年2月8日。”现在看看这些文字，有点儿可笑，但又确属那个时代的声音。另外，我还先后找扬兵畈的同学张传礼借过几本书，如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苦菜花》、《踏平东海万倾浪》等。张传礼也爱看书，而且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又是独生子，能买得起少量书，看书的家庭环境也比较宽松。

农村生活是很忙碌的，一年四季难有清闲之时。那时的农活，大都是集体劳动，有时直到大年三十还要上半天工，大年初三就要开工生产或者去水利工地。白天在生产队上工，早晨、中午和晚饭前后要干很多家务活，诸如种菜、浇园、整米、磨面、拾粪、打柴、放牛、积土肥、喂养牲口、修理农具等等。即使天阴下雨、下雪，有时也要整米、磨面、捶齐草搓绳（存放齐整的糯谷稻草，润湿后捶软可以搓纤绳和打草鞋）、清理水沟等。专门坐在那儿看书，要么会被大人呵斥，要么自己心绪不宁。

白天没有时间，不好意思当着大人的面看书，就在晚上就着油灯看一会。这样做，也会遭到父亲的呵斥，说我“不成景”（土话，不象话、没出自之意），浪费灯油，叫我早点睡觉，早上好早点起来做活。父亲说的意思我理解，但有时不忍罢休，就在自己睡觉的西面小屋里，把油灯放进扬风吹粮食的风斗里。风斗的一头是出风的地方，叫“风斗窿”，三面不透亮，一面用自己站着的身子挡着，不易被父亲发现。这样一来，有时就看书看到半夜甚至鸡叫。可有一次，父亲半夜起来解手，发现我还在点灯看书，就狠狠地骂了我一顿。父亲认为我这样看书，一是太浪费灯油（灯油也是家中的紧缺物资，专门用于点灯的乌桕籽油用完了，有时要用极少极珍贵的食用油点灯），二是影响第二天晨起干活以及干活的精力，三是认为我这样看书是走邪门歪道，没有用处。对此，我知道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当家过日子的艰难，理解他的不易和良苦，但却十分羡慕张传礼、宁文明父亲对孩子个人空间的适当宽松。

我们这个时候的家庭，全家九口人（父、母、哥哥、我本人、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其中大弟弟完全痴呆、二弟弟完全聋哑，小弟弟俊锋很幼小。全家的家务，包括做吃、做穿、缝洗、打杂等等，主要靠母亲，后来非常懂事能干的两个妹妹也小，还帮不了什么忙。外面的活计、出工生产队的劳动，就是父亲和哥哥两个主劳力，以及辍学回家后的我。提起我家的贫穷和两个残疾弟弟，外面的人多有看不起这个家，人们甚至预言我哥和我将来说不到媳妇。(其实贫穷被人看不起很正常，自己不要怕被人看不起)。

基于现实，也许父亲的苛刻是贫穷与困难所致，是对一个男儿成为本分农民的严格训导。当时，我已能体会到贫困家庭里一个当家人的巨大压力，同时自己也感受到精神上的压抑。

为了把书带出去看，我用竹篾编了一个可以开合的书夹，很是新颖别致。出工到生产队做活时，就把一本书放在竹夹子里夹住，挂在后腰，一是方便携带，二是能保护书本不被弄坏。在行走的路上，在休息间隙，可以随时拿出来阅读。试着带了几天，确实方便。

但是，自己原以为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很快就遭到冷水泼头。一开始，人们见我屁股上挂个书夹子，都觉得新鲜和好奇，有的还夸我聪明手巧。但很快，就有人说这是“成精”（当地土话，不正经和出洋相之意），说农民做活哪有带本书的？话不多，已让自己觉得非常另类，大有无地自容之感。平时，我在众人眼里是个踏实本分、出色肯干的小伙子，现在带本书到田间竟如此让人看不惯。父亲也骂我不该“出巧”（出洋相和胡来之意），我愧疚得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我意识到，这里毕竟是农村，自己毕竟是个农民，是一个穷家庭的孩子，屁股后面挂本书，确实如同牛头上插花，终不适宜。于是，我放弃了自己的做法。那个放到现在简直可以当作文物和劝学教材的竹篾夹子，可能扔进火塘里烧掉了。一个读书不多的农村孩子，由于文化和阅历极为浅薄，跟文盲没有两样，借来的《三国演义》看得又吃力又缓慢，只好归还给了张传礼。

若干年后，我像我父亲当年不大理解我一样，不大理解某些孩子和年轻人：处在这么优越的生活条件中，为什么不珍惜大好时光读书学习？为什么不珍惜这么好的条件和机会好好学习知识？当然，我的不理解与父亲当年的不理解完全是两回事。

2009年2月24日（星期二，郑州，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