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经之路鬼门关　且喜路边捡巨款

由于大的时代背景和不知情的具体原因，1958年秋，我们何家寨小学搬到了约30里外的发王寺，改为发王寺小学。顾名思义，这里原来是座寺庙。寺庙年代久远，青砖瓦房建得极为精致。特别之处更在于，佛龛建在没有楼梯、只带露台而可望而不可及的二楼，将佛像与香客烟火完全分开。以我后来在全国各地所见，这种设计构造是绝无仅有的。

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绝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在我们家乡大悟县这片山区热土，新中国成立前夕仍然存在的大小寺庙就有数百处之多，仅一个小小的宣化店地区大概也有近百处寺庙。可惜，解放后不几年，不论有无历史文化价值及宗教研究价值，都一律毁于现实之手及其人为破坏。发王寺小学校舍，就是几间未被拆完的庙房。搭个梯子，清除了佛像的佛龛就是我们学生宿舍。

发王寺在我家的东北方向，离我家大概有近二十里的路程。从家里到发王寺上学，沿途要经过吴油榨，过小河后经稍箕凼（这是一段直路却较偏僻，可从万畈绕行），过大河后经冯家田、余家河（余家河村住户全部姓席，我的一位近门二姑妈也住在这里），翻过山岭后进入山冲，顺山冲经连塘、舒家湾等地，再往前可到学校。我家学堂榜与东面的宣化店、何家寨与北面的发王寺，正好是个梭形。大概一个学期之后，为了给别人腾房子，发王寺小学一分为二，我们一部分搬到了冯家田，校舍安在一个祠堂里。冯家田离我家大约五六里路，处在那个梭形的“梭心”。

在发王寺小学和冯家田小学上学期间，同样要带粮、带菜、带柴。我家离发王寺路远而难走，似乎没有带过柴，但那时上课不多，很多时间是参加劳动，曾与部分同学一起，到很远一个名叫九寨沟的大山里打柴。记得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十来个男同学去那里打柴，一路说说笑笑，无拘无束，十分快乐。有的同学还讨论起女人是怎么怀孕的，小孩是怎么来的，用似懂非懂的生理原理，胡说八道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激起阵阵肆意而无邪的笑声。到了山上，看到有很多曾经砍树留下的树枝和“树头”（树冠部分）。这是最好的枝条柴，用砍柴茅镰将枝丫理顺就可以上捆。但是，这样的枝条柴比较重，自己贪多，结果回校的路上挑不动，走得非常吃力，远远落在后面，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了。有位年长的董姓大个子同学，是个棒劳力，不仅最早下山回校，而且他的柴担子最大。

在这里上学，好像是春天，时间不是很长，由于在何家寨小学吃肿了脸的前因，没有再带兰草根吃。开始是带点盐豇豆和“盐菜”，后来无菜可带，就不吃菜了。有的同学家庭条件较好，一直往学校带菜吃（主要也是盐豇豆和“盐菜”）。学校前面是个很大的水塘，同学们吃饭时就捧着碗站在水塘边，边吃边说笑。有的把碗里的咸菜往水里扔一点，看谁的菜里油少、谁的菜里油多。菜一入水，彩色的油花会一圈圈地扩展开来，油少的泛起的油花就少，油多的泛起的油花就多。我也跟他们比过，我的菜明显油少。知微见著，这些不同的油花，可以从一个侧面照映出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当然，那时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当时的富有者，以今日之衡量，也是困难户。

在发王寺上学，也是一个星期回一次家。本来我可以同本村的宁文明、新桥的赖琼枝姐一道走，可不知为什么，经常是我一个人走。由于路远且翻山越岭与过河，有时临出门太阳还挺高，可一上路就发现天色已经不早。这一路上，大段的路段没有村户，也很难碰见行人，传说最爱出鬼、常出恶狼的“野”地点还挺多，很多大人都不敢单独行走。所以，我一路走着，就不时毛骨悚然起来。

特别是过了余家河，再往北走便没有人家，翻过山去，就是高山下的大山洼（山谷）。很“野”的山洼里，满坡的坟墓，坟墓前的一条羊肠小道就是必经之路。那些高大的坟头，虎视眈眈，恶风嗖嗖，枯草齐摇，夕阳下或落日后的暗幕中好像随时会跳出恶鬼来。有一次，星期六下午回家，走到舒家湾和连塘附近时，太阳已落西山之顶，顺山冲爬到那片坟墓的前面时，山洼里已经发暗。我头皮开始发麻发紧，两眼盯着那些坟堆，双脚加紧爬坡。这时，“呼”地一声，坟堆间半人深的茅草里蹿起一只狐狸（家乡土话叫毛狗），吓得我嗓子眼儿发干发咸，喊都喊不出来。宋诗《清明》曾写“日落狐狸眠坟上，夜归儿女笑灯前”，虽然我打扰了狐狸，可狐狸这条“活鬼”把我吓的不轻。世上原本是没有鬼的，可是环境的恐怖吓人与迷信没有关系。多次的周末回家和返校，我由于走得太晚且独自一人，都是这么战战兢兢、一步一回头地走过这段山谷。直到走近两头的村子余家河和舒家湾，心中的恐惧才被村里恶狗追咬的紧张所取代。因此，每次经过那处“野”山洼，就如同过一次鬼门关。心想，要是把这一山洼坟墓全部平掉，不让它恐吓过路的行人该多好。

在这条路上，我也有一次很走运、很开心的经历。那一次是从家里去学校，时间比较早，天上飘着薄云，山里刮着田水起皱的南风。过了余家河，走上山边长长的田埂。突然，右侧田坎的草丛里，一张破纸片映入我的眼帘。我伸手捡起来一看，天那，竟然是两毛钱！一笔巨款啊！

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两毛钱算是一张很大很大的大钞。我高兴着，激动着，把这张有些破旧的纸币装进口袋，算计着说不完的用场，想像着是什么人、为什么弄丢了钱……那时，雷锋还没有出名，也就想不到学雷锋，但是本人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从来没有手脚不干净地要沾别人的便宜。可是，要找这两毛钱的失主，也不太现实。后来在学校，自己买了点灯的煤油与人共同“沾光”，还帮助其他同学买过一次灯油。

我们家乡的老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捡回财物会带来“晦气”，引起生病、长疮什么的，所以捡到衣帽之类要先送给别人穿戴几天，捡到钱了要主动咒骂一下自己，或者分给别人一点。缺乏文化理论的山里人，用这种朴素的说法规劝人们不要贪占外财，远比当今那些不起什么作用的空洞说教和“道理”更具潜移默化的教化力量。这种农业社会的道德制约机制，也有着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959年春，我们发王寺小学的一部分转到了冯家田。我转到冯家田上学时，由于离家只有三公里路的样子，晚上基本不用住校，但中午不便回家，在学校随便做点饭吃。主要是带点小麦面，做一碗疙瘩汤或面条之类。就像在何家寨一样，张传礼、宁文明和我仍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小片荒地，种了苋菜和荆芥，做面食的时候掐一点儿放进去。另外，在老师的倡导和组织下，我们开展了生产劳动，例如开荒种豆。自己大概表现不错吧，学校还给我发了奖状，并奖给一个红色的小本子。嘿，不知这本子后来丢哪儿了，如果留到现在，就成家里的文物了。

冯家田小学做教室的祠堂是两间破旧瓦房，非常简陋，又处在河道附近。入冬以后，河风劲疾，教室里四处进风，奇冷无比。我的双脚，脚后跟早已冻坏，溃烂出两个坑来，用棉絮包着，鞋也不能提上，只能踢踏着，阵阵彻骨地疼痛。现在想来，即使穿上皮袄皮鞋，坐在这里都不会暖和。我们学生听课时，都把手插进袖筒里，可老师要一手拿课本，一手写黑板，肯定更冷。我印象最深的是，家住三里城的宋建章老师给我们上历史课，教室里那么寒冷，他却讲得极其认真，嘴角上时常讲得泛出白沫，很是让我感动，并由衷地对他产生佩服和敬意。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郑州，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