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万物生。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就在这种不言不语的轮回中走近。半月以来，窗外不断响起零星的鞭炮声，给小区各色重要人等拜年送礼的小汽车和警车日渐增多而时常堵塞。眼看又一个春节已经来临，并不怎么开心的自己，是那么心切地盼望在北京工作的女儿能回来过年。早在腊月中旬，每天半夜醒来，我都要下床站在月光如水的窗前，久久地仰望那轮比平常近地3.2万公里的明月，想像着半月之后女儿回家的团聚。

    然而，女儿能否回家团聚，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火车票。正是为了这个团聚，正是为了这个火车票，自己不免心焦愁来。虽然女儿也在铁路部门工作，而且持有乘坐火车的车票，我仍为她乘坐火车发愁（缘由后叙）。

    按说，确定了乘车日期，铁路出票那天，凌晨三点就拨住订票电话，是可以“撞大运”的。但去年春节前，由于女儿不能提前确定节后离家返程的时间，我没敢提前在郑州给她订票。待她回家后确定了返程时间，我们抱着电话连续拨打了5个半小时，也没有打通订票电话，后来打通了，人家却说早就没票了。万般无奈，女儿只好于正月初五的早晨打的到机场，乘坐飞机赶回北京。

    今年一进腊月门，我就不断提醒女儿：提前着手回家的车票。因为女儿是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按规定持有铁路免票，即乘车证。但只有乘车证不能上车，上了车也没有你的位置,还必须临时搞到乘坐某次列车的“座号票”。可是，如果不是机关“重要人员”，如果没有过硬的批条，要搞“座号票”比购买车票更难更麻烦（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说他也买票困难，当然是专雷弱智记者的笑话）。那么，既然搞不到“座号票”，就购买车票回家吧，结果女儿来电话说，没有订购到车票，托朋友也没有买到。另外，女儿还说，除夕回家，初二就要返回北京。可在郑州，对于本人来说，寻找“座号票”比北京更困难，电话订票则要提前10天，订初二的车票早就过了订票日期。无奈，女儿今天下午来电话说，她只好购买了往返机票。

    一个持有车票的铁路工作人员，却要另外花钱乘坐飞机回家过年，并再花钱乘坐飞机回单位上班。这也许算不上天方夜谭，但却切切实实地反映了真实的铁路春运，反映了铁路春运的买票难、乘车难。女儿的如此经历，当然也反映了我这个铁路老记者的无能。早几年，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夫人就会挖苦我：“亏你还是铁道报首席记者！”现在，她不再挖苦我了，可我却自己挖苦自己“亏你曾是铁路老记者”。因为现在，我自己坐火车都很难了。

    早在1994年春运返程的2月，时任铁道部部长的韩杼滨就说过一段情理之言：“每年春运下来，铁路都像遭受一场洗劫，人困马乏，设备破坏惨重，而旅客也受尽了旅途之苦，甚至发生伤亡。”（说此话的地点为成都车站）当时，我曾就“铁路春运如同一场洗劫”写过一篇长篇报道，较详细地写到铁路职工的春运之累、旅客尤其民工旅客的旅途之苦。我还在报道中作过这样的反思：铁路部门每到春运都高调宣传“既要旅客走得了，更要旅客走得好”，那么广大旅客真的走得了、走得好吗？我们铁路能否说点真话？其实，你如实地告诉公众铁路春运既难走得了、更难走得好，大概更容易得到社会的理解，更容易被公众和舆论接受，更有利于客流的“平谷”与“削峰”，更有利于推动铁路的扩能建设。可我们铁路上某些介绍春运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为什么总把手里的一个枣夸成两个枣、把一张单人床说成两张双人床呢？仅靠“人气”增加客票收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春运”。

    由此可见，我们跟铁路挂着边儿的“老铁路”、“小铁路”买票坐车都这么难，其他旅客、特别是农民旅客买票坐车该是多么不容易。最可悲悯的是，他们花钱买罪受都一票难求！

    最后，我要对女儿说：我知道，手持车票坐飞机，不是因为咱们有钱，而是被逼无奈；老铁路记者的老爸没有能力帮你坐上火车，对不起你！作为补偿，老爸今天精心做好了你爱吃的甜米酒，一定会很甜很甜。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你能按时回来过年，老爸我就非常开心。

（2009年1月20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