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这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救鲁乱五国的故事，“子贡这一轮的出使，保存了鲁国，大乱了齐国，灭亡了吴国，增强了晋国，让越国复兴并最终称霸。”这句话是对子贡在春秋末年一系列外交活动的总结。子贡，作为孔子的杰出弟子，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在外交上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在多个诸侯国之间周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子贡以三寸之舌纵横五国，一句"伐鲁则四族益强，伐吴则四族尽削"撼动田常权谋，借吴王霸业虚名暗埋越国复仇火种，最终鲁国未动一兵而解围。孔子赞其"瑚琏之器"，十年间五国剧变印证"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远见，言辞为杠杆撬动春秋格局。

齐国要攻打鲁国，孔子让自己的学生子贡去游说吴国、越国等国，然后齐国和吴国等国发起了战争，鲁国虽然逃过一劫，但是齐国，吴国等国的老百姓却惨遭飞来横祸、生灵涂炭，这难道就是孔子说的“仁政”吗？孔子不仅没有反对更没有阻止子贡，相反还称赞子贡是“瑚琏之器”，这样就对吗？这难道不是孔子的虚伪么？表里不一，双标的表现吗？

但是，在过往历史上，众多名家却是对子贡大加赞赏，认为春秋时代战争是常态，诸侯争霸是时代特征，子贡的行为是典型的外交权谋，符合当时“纵横家”的生存逻辑，而非特例。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征伐不断，完全避免战争几无可能。保全鲁国或被视为“两害相权取其轻”。

有些人认为：孔子的“仁”并非单一的和平主义，而是包含了层次性：

1、“仁者爱人”与“爱有差等”：儒家主张“亲亲而仁民”，对本国百姓的责任优先于他国。子贡保鲁符合“保卫父母之邦”的伦理，但可能与他国百姓利益冲突。

2、“义”与权变：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在危急时刻，权宜之计（如子贡的策略）可能被视为“行权以达义”。正如《孟子》所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

结果与动机的权衡：儒家更重行为动机的“仁心”。若子贡旨在救鲁而非蓄意害他国，则其行为在儒家框架内具有正当性。

孔子未阻止子贡，是因为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征伐不断，完全避免战争几无可能。保全鲁国或被视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历史情境的限制，理想化的“仁政”在乱世中难以实现，儒者常面临现实与理想的妥协。如孔子赞管仲“不以兵车”成就霸业，亦体现对现实功用的认可。

他们认为孔子未阻止子贡，并非简单的“虚伪”，而是儒家思想在复杂历史情境中不得不面对的实践抉择。理解这一点，需避免以非黑即白的道德主义简化历史，而应深入时代语境与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

我完全不能赞同这样的观点，第一，虽然当时处于春秋时期，各国战乱纷纷，但不等于为了保全了本国就可以挑起别国战火，这本质上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第二，孔子虽然是圣人，但圣人就没有错误了吗？为了保全本国，却让自己的学生去挑起别国的战祸，这就对吗？错了就是错了，为何非要替孔子辩护呢？第三，从这件事情上看，圣人也是人，孔子也是人，只要是人都是有私心的。这就是人性。

孔子对子贡的默许，暴露了三个问题：

1、家国本位高于普世关怀：儒家伦理以“五伦”为基础（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但缺乏对“他国陌生人”的道德责任界定。孔子批评“始作俑者无后”（反对害人），却未谴责子贡引发的战争，或因他默认了“本国优先”的潜规则。

2、结果正义压倒过程正义：孔子盛赞管仲“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暗示对结果的重视。子贡保全鲁国免于战火（尽管导致他国战乱），或许被孔子视为“次优解”。

3、对权谋的妥协：孔子虽主张“正名”“复礼”，但面对现实时也不排斥实用主义。例如他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弟子质疑时，他只说“予所否者，天厌之！”（《论语•雍也》），可见其对权变的容忍。

一、后世却总是在为孔子辩护？

1、这涉及思想史的权力建构。自汉代“独尊儒术”后，孔子逐渐被神化为“至圣先师”，其言行被赋予绝对权威。但回到春秋时代，孔子只是一个怀抱理想却四处碰壁的政论家，正如他自己所言：“累累如丧家之犬”，他的选择必然带有时代烙印与个人局限。承认这一点，反而能让儒家思想更真实可感。

“圣人也是人，是人就有私心”。这一点在孔子身上体现出私心与圣性——人性真相的暴击。

2、对鲁国的情感偏向：孔子周游列国却始终心系故土，甚至说“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记•礼运》）。子贡救鲁符合他对母国的责任感，这种情感可能压倒了对“天下苍生”的抽象关怀。

3、对弟子的偏袒：孔子对子贡、颜回等爱徒常有回护。例如子贡赎奴隶却不取官府补偿，孔子批评他“赐失之矣”（《吕氏春秋•察微》），认为这会抬高道德门槛，反害他人不敢行善。这种“护短”与他对子贡救鲁的默许，同出一源。

二、孔子思想的争议点：

1、对“礼”的过度执着：孔子曾言“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为维护周礼形式甚至容忍人殉替代品“刍灵”，暴露出对“礼制”的教条化倾向。

2、精英主义的盲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被解读为愚民政策（尽管断句存在争议），与现代社会“启蒙平等”理念相悖。

3、历史观的保守性：“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复古倾向，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创新思维，与法家“变法图强”形成对比。

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对先贤的盲目崇拜，而是在理性批判中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创造性转化。我们既要承认孔子与儒家文化对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深远贡献，也要清醒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与内在矛盾。

孔子作为古代的圣贤，确实值得我们尊敬，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中国又是非常推崇儒家文化。但儒家文化并非没有缺点和问题，孔子也不是完美无缺。孔子的思想大部分都是对的，但是确实有问题和错误的情况，该批判还是要批判，而不是因为是孔子就到处维护他的错误观点和行为。当我们以平视而非仰视的姿态看待儒家文化时，才能真正实现费孝通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既珍视传统又保持批判张力的态度，或许才是对先贤最好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