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为社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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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问我写作有没有功利性？我的回答很简单：“有！”莫言当初写作就为了吃上饺子；余华写作是不想当牙医。除兴趣之外，大多数写作者在写作之初，都有改变命运的想法。这是回避不了的事实。就像我们不能回避人都是自私的，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一样。这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为社会”的辩证统一。

       你或许注意到，在中国大多数文学期刊中，小说总是排在前面，散文、诗歌、评论一概“排排坐”在后面，或有某篇小说评论往前“夹塞”。随笔杂文等作品几乎排不上。当然它们有专门刊物，但是也少得可怜。这就足见小说的地位，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功利。

       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其实是没有地位的，“三教九流”中甚至不“入流”。唐宋传奇以及之前的神话传说志怪，等等，有一定影响，到了宋元明清，却难登大雅之堂。官府与正统文人轻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它常与街边说唱“搅和”。直到上世纪初，一批“海归”引进了小说、新诗等，并由鲁迅开创白话文小说起，至三四十年代，一大批从事小说、新诗创作的作家、诗人及其作品潮水般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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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段时期，又有一个引进、学习，然后被大量出版、发表的过程。那一时期国内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之后，小说创作空前活跃。客观地说，这与那批“先锋派”作家的异军突起分不开，更重要的是与电影的嫁接。尤其是由谢晋执导、根据古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芙蓉镇》改编成电影，其后，张艺谋又执导了莫言小说《红高粱》（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等等一批改编自小说的电影的上映，在全国乃至文学界都产生了轰动效应。

       时至今日，小说家在写作过程中大都怀揣一个梦想：自己的小说被搬上银屏。期冀知名度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相反，诗歌、随笔等等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为使自己的小说搬上银幕，有的小说家便按照影视剧本的套路写作，甚至有的小说家华丽转身为编剧。

       这种写作的功利性，使得文学创作及其队伍形成了写小说的“羊群效应”。这大概也就是“只有写小说的作者才入流，才能被称为作家”说法的根源。因此，除小说写作外，其它文体的写作被边缘化，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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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无可厚非。作家首先是普通人，他们也需要生活，甚至需要更好的生活。当他们的稿费收入低微，劳动创造的价值难以体现时，写小说并改编成影视剧，搬上银屏就是一条最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的原因不在此探讨之列。恕不赘言。

       严格地说，在这种心态下创作的小说自然难有长远价值，被大众轻视也不足为奇。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生活窘困也很客观。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向市场妥协。于是这个“两难”问题，一直像重重迷雾罩在大多数写作者心头。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你不是把写小说当作追逐功利的主要手段，那么如《今日头条》之类的自媒体已为我们拨开几重迷雾，透出多层亮色。因为它同样可以让我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为社会”。当然，倘若你并非只为“功利”写小说，则另当别论。

      上述就是我对《多一种文体写作，可以提升修养》一文结尾疑问的回答。仅供朋友们参考与探讨。至于为什么写作者要“穷而后工”，我将另外行文。敬请期待！

20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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