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又一年，有件事得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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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字不是为了写诺贝尔文学奖种种，而是为了还债，去年这时候欠下的债：那是在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之时。那时候我想从采访汶川大地震的经历，谈谈“非虚构文学”写作。

今天（10月13日）在看到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同时，还看到一则消息，就觉得这债一定要还了。当然，它是希望真正有使命感的写作者，能够有所担当，无论是写普通人生活，还是反映重大题材，尤其是后者，如果是“非虚构文学”写作就更如此。

上年度“诺奖”获得者、擅长纪实文学写作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说：“如果你回头看看我们整个的历史，集中营、二战、秘而不宣的阿富汗战争。直到现在，一个宇宙维度的挑战──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出现。这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挑战。”

这段话无疑表明了“非虚构文学”真正的价值指向，即“历史”与“政治”。所谓“历史”，即要求“非虚构文学”写作必须还原历史真相。其实，“史”这个象形字的本来意思，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得明白无误：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心”形，下半部分是“手”形，合起来就是用手捧着心，如图所示：http://s15/mw690/001kChqvzy75DAAt1Iace&690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凭良心说话”、“用事实说话”。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因为几经改革，现代人已难从简化字面追根溯源了。而指向“政治”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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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非虚构文学”也可以书写不涉及历史或政治等敏感题材。但是这会带来一个问题，人们看不到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而使之成为历史悬案。若干年后，人们会怨怼他们的先人，也就是现在的我们，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罪人。

那么，我为什么要从采访汶川大地震谈“非虚构文学”写作呢？因为我是汶川大地震发生第九天即只身一人自费前往灾区第一线采访的作家，并且在灾区生活了七十七天，直接面对一百多位地震幸存者，当然也面临了几次死亡威胁，应当说亲身感受到了做“非虚构文学”的不易。我在拙作《生死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获广东省首届报告文学奖）里有些记叙。这里仅用“四个镜头”“一个忠告”做一概述：

第一个镜头是采访老北川。尽管我携带有作协开具的证明、作家证等等，还是被拦在戒严区域外。为采访第一手资料，我只得翻山越岭。其间因山坡陡峭，幸好被一根粗电缆挡住，否则我今天不可能坐这儿写这篇文字了；第二个镜头是采访青川县木鱼镇。我是卧在的士车后座踏脚处躲过“封锁线”进入的；第三个镜头是在什邡采访时路遇一位建筑工程师。他手里拿着从废墟上采得的预制板残块，向我讲述学校楼舍质量如何不合格，地震中楼房严重垮塌，造成大量学生死伤的事。但是他希望我不要透露其姓名；第四个镜头是在都江堰时的采访。某部门工作人员向我介绍某领导不作为造成救援滞后的情况（据悉，该领导已被撤职查办）。结束采访时，他一再请求我不要写这段。一个忠告是：我的汶川大地震口述实录作品出版后，四川的文友看到其中写了绵阳市委书记谭力的问题，便提醒我会有风险。在此，我仍要感谢这位文友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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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到的“一则消息”，即指今天新闻披露的“海南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谭力受贿8625万余元被判无期徒刑”。大概这也是促使我最终决定写这篇文字的原因吧。当然，说到这儿，还要感谢为我顺利出版两部“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及编辑。

发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欧美国家的“非虚构文学”写作，在今天已成为中国文学圈热议的话题。那么，到底什么是“非虚构文学”写作？似乎国内仍有些争议。这里暂且引用一下官方注解：非虚构文学创作与中国学界惯常认为的“纪实文学”有类同属性，也有本质区别。主要在于，前者更强调支持作者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行为；它不应依附或服从于任何写作以外的（包括政治）因素。

然而，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如采访汶川大地震，如何才能既要正常进入采访，尊重事实创作，又能顺利出版？

2016/10/13初稿-10/15.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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