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做人要“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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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演讲比赛角儿，颇得评委好评，视频也在朋友圈疯传。整个演讲最精彩的一句话是：我不是为了适应社会，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来到这个世界！

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因为演讲成功，使鲜亮夺目的颜值更增值许多。总之三个字：够逼格！但是现如今，我不知道这位“够逼格”演讲者——北京大学一个九零后法律系女学生——安在？好否？也不知她演讲时那十足的气场磁性又添几分？还是她“改变社会”的理想被残酷现实击得粉碎？

无论如何，看完视频，我按下指头，点赞、转发。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挥之不去的画面也浮于眼前：一个个低头行路的身影、一张张见人三分笑的阔脸、一声声“哪里哪里，不敢不敢”的细弱嗓音。……是的，这些被普遍认为谦恭（实为泯灭个性）、做人低调的“范儿”，似乎被越来越多传播。于是，足够细心的你，同我一样惊骇地发现：外国人的眼睛大多是清澈的，不仅因为长了一双碧眼。而中国人的眼睛多半混沌，“暮色苍茫看劲松”。一片“混沌”中，温良恭俭让，绘画绣花，谦谦君子、窈窕淑女，一派谦和安详气象。再一审视，此非“克己复礼”之“山寨”翻版是也？于是目光如炬的智者发现，这个社会还有奸贼还有恶煞，也还有残忍、欺诈和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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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又看到，在这片“混沌”的苍茫暮色中，法律这束人类保障自身权利、避凶驱恶、释放自由的强光，正如利剑般刺破“混沌”天地。混混者眦裂，浑噩者眩晕，梦者惊醒，智者明察，更有善文者抒怀：当法律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之时，也是人们言行举止的自由之日，更是“虚礼”的寿终正寝之期。哦，那是怎样自由舒畅！天地之间忽然变得辽阔旷远，人们不再表面低眉顺眼，内心深藏“玄机”，一切简单、纯净。

当朱苏进（中国编剧作家富豪榜上榜编剧，代表作品《鸦片战争》、《接近于无限透明》、《醉太平》）说出“我为什么不写小说”时，着实令我一惊又一喜，因为与我所见略同。细想释疑：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是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当然生活中的道德模式也会体现在文学中，这就不难理解他说的另一番话：“我看见一大批编剧和作家动笔之前，很习惯就有了‘预审心理’，这比审查还要可怕，因为他在创作之前就阉割了可能产生的宝贵念头，而且是主动阉割。他事先就意识到险情，迫使他不停地变化招数。此外，世上各种大奖的魅力，也吸引人投奔啊，你投奔的不就是一体化吗？……”

在我看来，这种“一体化”正被得益者们所凝固，并有强化之势。如果对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忠告做进一步解读，似乎还可以如此理解：中国小说里只见故事不见人物，是否与中国人性格统一模式有关？比如这“做人要低调”，正如戏中的脸谱化和程式化的“念、唱、坐、打”；又由此延伸想：京剧作为“国粹”，并长久兴盛，除了其对历史的演绎再现，与中国人喜欢千人一面、言行举止的模式化思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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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当回看本文开头视频时，是不是忽然“予亦惊悟”？并大喝一声：小女子太狂妄！做人怎么可以如此不低调？你没参与社会就想改变社会？……接下来还不妨展开想象翅膀：当她走下领奖台，一片喝彩声，甚至有献花装逼少年。但是很快，你便隐约闻到一股异样的气味扑鼻而来。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分别说了两个典故：一是说成王年幼为王，周公摄政，管叔等人散布流言：周公要害成王。为避流言蜚语，周公躲藏起来。后成王发现流言是假，迎接周公回宫，平定管叔等人叛乱。二是说王莽篡权之前，常以谦恭退让示人，以收买人心，后来篡汉自立，改国号为“新”。古人把这种所谓“做人要低调”的虚伪谦恭，“放言”出来，留给后人无尽思索与遐想：如果当初周公、王莽都死了，又有谁知道他们一生的真与假？

然而，我终是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做人要低调”？或者只有做人低调才能做事高调？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到底怎样？还是因为惧怕人们张扬个性难以驾驭管理，按照“做人要低调”的统一性格模式塑造人？

写于2016.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