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湖南双牌县村民何吉上因举报村支书侵占退耕还林款未见效果，多次信访上告，被认定“冲击国家机关”。在检察机关认定其不构成犯罪之后，湖南永州市双牌县委书记签发“劳教”文件。2009年8月，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何吉上劳动教养一年。
(6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在本案中，最为荒唐的是：公安机关认定涉嫌犯罪，但检察机关认为不构成犯罪，此时县委书记出面定夺了，送去劳动教养！
    公安机关权力过大，在我国由来已久，如今已成为司法文明进程中的一种阻碍。从理论上讲，公安机关不过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已 ，从地方到中央，只听说过，人大代表听取 “两院”（检察院与法院）报告，没见过公安向人大代表汇报的。从行政级别来看，公检法三家同级，低当地政府半级，有利于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然而，中国的许多事情，不能仅仅从理论和级别上看，否则就永远搞不懂。“公检法”叫了这么多年，可不是随便叫叫而已，“公”排在“公检法”之首，反映的是准确的现实规则，这一点从一些地方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就能得到验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县委书记管政法委书记，有了这样的关系，一切都是个形式，人家管着公检法三家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那么公安机关在当地还不是想干啥就干啥，而检、法两院的工作不过是为他们的超权限行为找到“合理”的借口而已，甚至是压住怀疑的行为和声音。
    现在公安机关超权限的后果充分地说明；限制公安机关权限也是司法进步的必然要求。那么，不妨从地方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局局长做起吧！有了这一条，原来看着不起眼的形式，如三家平等、相互制约等，都会变得有内容。其实许多事情不是不为，而是不肯为也。
□迟国维
    哪怕就是犯罪了，也得由检察院来起诉，法院来审理，县党委和政府岂能随便干预司法，甚至直接办案？或许书记也是懂法的，明知这样不可为而为之，还胆大妄为地违反司法程序和内容，背后肯定别有隐情。该县一位官员坦承了内幕：“上访户会影响上级对本届县委、政府班子主要领导的考评。”
    （6月24日新华社）
    一个未经法院认定有罪的公民，居然被以劳动教养的方式剥夺人身自由一年！但根据我国的劳教制度，别说一年，三年也照样关得。何吉上的遭遇，拷问的是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6月24日《新民晚报》）
    “令地方领导相当头疼”，对何吉上来说，后果可谓非常严重，直接导致了其被劳教。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处罚颇有“曲径通幽”的味道。在先后指控的几项罪名均未得到认可的情况下，经县委书记签批上报，上访者终于进了劳教所，无法再让领导“头疼”了。真是“欲置之罪，何患无法”！如此另辟蹊径，法治的尴尬显露无遗。如果一个地方的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个人手上，又怎么可能形成有效的制衡呢？不仅可能做不到相互制衡，相关部门甚至可能一起变质为损害公民的怪兽。
（6月24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