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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保密事件”、“保密文件”特别多的年代。
一天下午,接“十万紧急”的通知,全体革命教师到学校脚下一个工厂的大礼堂去听传达“保密文件”。学校“十万火急”地提前放学,老师们“十万火速”地奔赴大礼堂。
来到礼堂门前,便感到此文件非同一般。门口笔挺地站着两排民兵,一律荷枪实弹。刚才还大呼小叫的革命教师,此时都小心得生怕出一声大气。不少人第一预感是:今天要现场抓人。
进入礼堂,只见四周几扇大窗户都临时挂上了厚厚的布帘。落座后大约半个小时,文件还没有开读,此间偶有人小声地咳嗽一声,“唰”的一下,所有人的目光便一起投向他,带去几分埋怨却又有几分赞许:此君居然敢咳出声来,佩服。
文件宣读开始。读的人却紧张地连连喝水,好一阵才稳定下情绪,他不是在读,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发音,生怕读错一句话。但我们分明听出,文件讲的是关于林氏集团逃跑并机毁人亡的事。你想,进门前在我们心目中还是“副统帅”的林某人,此时已成为阴谋家,谁敢相信。
走出礼堂,谁都不敢议论,人们的问与答,都显得极不自在而且极其有趣。
“刚才文件说的是谁?”
“没听清楚。”
“好象说的是他?”
“唔。”
“不可能吧?”
“唔。”
“……”
那个时候,谁要说错一句话,很可能就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自然是“难得糊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