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社会的标准之一，就是政策制定者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政府在为民众谋取幸福时，不可避免地会用到福利政策。休谟在《人性论》中指出：“人类所有的福利共有三种：一是我们内心的满意；二是我们身体的外表的优点；三是对我们凭勤劳和幸运而获得的所有物的享用。对于第一种福利的享受，我们是绝对安全无虑的。第二种可以从我们身上夺去，但是对于剥夺了我们这些优点的人们却没有任何利益，只有最后的一种，既可以被其他人的暴力所动取，又可以经过转移而不至于遭受任何损失或变化；同时这种财富又没有足够的数量可以供给每个人的欲望和需要。因此，正如这些财物的增益是社会的主要有利条件一样，它们的占有的不稳定和它们的稀少却是主要的障碍所在。”

由此看来，第三种是政策制定者可以对我们的幸福施加影响的惟一领域。于是，在特定的阶段里，我国的福利分房制度应运而生。

那是特定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幸福指标之一：清一色的国有机关和企业，同样微薄的工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的洗衣粉、卫生纸等劳保用品，逐级腾换的福利房。在统一的背景下，这种福利体现了公平。后来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有了单位集资建房，差别就产生了：党政机关和“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客观上拥有独享特权的可能，其他人被完全推向市场。这一时期的福利于是变成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催化。

人们对居住幸福的挫折感在人为差别之下被放大了：买了商品房的人愤愤不平地仰望着盖得比自己的房子“高尚”很多、花钱很少的集资房，买不起商品房的人一边抱怨着国家抛弃了他们，一边积蓄着仇富心理。

这一次三部委叫停党政机关集资建房，措辞很严厉：严禁党政机关利用职权或其影响，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这一规定之所以在“助推房价继续上涨”的质疑声中仍然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其原因就在于它至少可以令不平等的挫折感得到很大程度的减低。而对于平等幸福的追求，是凌驾于“高房价”这种物质符号之上的权利欲求。

也许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是为了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是为了防止住房市场商品化进程被侵蚀，是为了保护土地的入市流程更合理，不管是何种目的，其在经意不经意间符合了正义规则与经济伦理。如果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如何尽其所能地推进福利的恩泽，也无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福利平等，而幸福感却可以达到不关乎物质多少的平等境界，那么我们的政策制定就会更多地贴近“和谐”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