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中的“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和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都是民歌，不是文人诗。但这两首诗却正好也反映了古代中国诗歌通常划分的两极，姑且沿用通俗的说法——“婉约和豪放”。但几乎比所有的文人诗都好。前者柔媚婉约到骨子里，后者的劲健而又空旷无极。都不是文人诗能够“做”出来的。这样的诗，出自最简单而又最接近美的本质的自由之心。

 

曹操虽然是大诗人，他的四言诗，是文人四言诗的顶峰，四言诗写到他这儿，就没法再写了（更牛逼的是，他不单终结了四言诗，还一手开创了文人的五言诗体，并使之成熟，一出手即是巅峰，如《蒿里行》、《苦寒行》，直接启发了建安五言盛世。有论者考证《古诗十九首》以及假托苏武李陵诗都是建安时期的诗歌，不是汉诗，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他的四言再好，依然是文人的，好不过《诗三百》中的佳篇如《蒹葭》、《关雎》、《采薇》等四言诗。那好是一种天真的自由，混沌初开的大美，大创造。而文人诗，则是一步步滑向了不自由。谁能在不自由中更自由，谁能冲决不自由的限制，创造新美，谁就是好诗人。但是文人诗又有极端好过非文人诗的地方，那就是，有了诗人个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曹、陶、谢眺、李白都呈现了个人之极致。个人之美，又大过自然。所以诗歌最终仍然必须是文人诗，诗人诗。不自由，即是代价。而曹操，是屈原之后，中国第二个个人诗人。

 

我在30日说，唐朝大部分所谓的好诗人，如韩愈、李商隐不如曹植。就是因为格律害人。古诗的五言，发展到后来的格律五、七言，就给诗人套上了格律的枷锁和炫耀手艺的标准。实际上，就音乐性而言，《诗三百》的四言和杂体，《古诗十九首》的音乐性，亦不输于格律诗。七律，惟成就一杜甫耳。所以唐朝之后，诗歌式微，七律流行之害也。比之五言，七律更流俗，更腻味，非大诗人如杜甫辈不能控制。后人欣赏韩愈、小李杜，一是欣赏具体的词句，玩得确实漂亮，尤其是小李，令多少人把玩不已，且又婉约伤心，符合文人恋小情之癖；二是欣赏格律的运用，这就是身在其中了；三是被流俗的华丽所欺骗，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真是流行歌曲的格调，说明古人的趣味亦大都低下。

 

曹子建的诗好就好在依然有自由的气息。当我们读唐朝七律诗，其实是喘不过气来的，不能在其中游泳。而曹植的诗可以，如流水汤汤。他是天生的诗人气质，就是在人群中，你一看，他就是诗人，曹操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他是真有诗人的气质，华丽、浪漫、敏锐、脆弱、多情。这样的诗人，在古代，其实不多，有一个，就会吓得人五体投地。比如孟浩然，其实不全是，但装得比较像，或者也可以算是这样的了，李白就被他吓住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在唐朝，李白那样的，是不如孟浩然那样的更有诗人气质的。这事在今天亦适用，我们管这样的诗人叫：有艺术家气质。曹植诗中跳动着自由之心，唐朝的很多诗人，其实没有这样的一颗心。格律这东西，只有最强健的精神力或者个人意志的勃发才能冲决其对自由的阻碍，前者如杜。后者如李。

 

曹植写诗，大都随心而发，他并没有一个坚强的精神力作为支撑，这是他不如曹操、陶渊明们的地方，但曹植后期有一首太好的情极之诗《赠白马王彪》：

……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
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
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
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
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
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

这是曹植人生之路越发蹉跎坎坷荒凉后的愤极之作，天才愤极，声音才强悍尖锐。这是曹植为数极少的生命之诗。毕竟，生命是需要催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