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读到沈勃兄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诗人能否直面时代？》。沈某写文章，用“？”的时候极少，他是不容商榷的。他提出这么个议题，让我想起不久前几个“公共知识分子”对诗人的奚落，其指向是那么的一致：诗人们在时代面前噤言是可耻的！

时代，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议题。其实整个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们所作的努力，不就是想解决诗人“如何面对时代发出声音”吗？想想“叙事”、“承担”、“良心”、“接轨”……这些词，言犹在耳啊。这一次，沈提出的是“诗人能否面对时代”，“能否”的问题是个“能力”问题，而不是个“是非”问题，不是个伦理问题。也就是说，“诗人应该面对时代”是被他潜在肯定的前提。这恰恰也是个伪命题。“能否”的问题也成了一个个体的问题，它无关伦理，非关选择，只是一个能力问题，个人才华问题。至此，我将“诗人能否面对时代”置换成了“诗人如何面对自己”。这当然只是一个文字游戏。我的意思是，在考虑“诗人能否直面时代”的问题时，我们是否更应该考虑“诗人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一个诗人在考虑“诗人能否面对时代”这样的问题时，其思维方式是极为危险的，其姿势也类似于“列宁在一九一八”。这是一种外向型思维，它对诗人的定位是：面向大街、广场、乡村，面向大众、底层、边缘，面向大小事件，对这个世界的鸡毛蒜皮发言。这是一种“发言”。在这个时代，诗人是没有话筒的，他要不要也抢一个话筒来？如果他抢到了一个话筒，他能否保证他的发言不失声？诗人能不能对时代发言，绝不是一个姿态问题，不是沿着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按照毛式手势就可以对时代发言的。能否发言，依然在于一个诗人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以包容下这个时代；在于一个诗人的视野是否足够宽广，以看到更广阔的人间；在于一个诗人的灵魂是否足够丰满，以宽恕这人间的罪与罚。这当然都是俗语，尽人皆知，也是不足辩的，但它至少说明，“诗人与时代”是个十足的伪命题，不值得诗人去考虑。诗人最终要考虑的，依然是他自身的修炼与提升。诗人首先要解决掉自己，是为诗的安身立命之道。古人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一下就讲尽了。古人不讲时代之类的问题，因为那个太小，太伪。面向时代发言，做一个马雅可夫斯基、聂鲁达、艾青式的“民族诗人”，与古人讲的“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相比，也是小。

为了使诗人能够在时代面前说出话来，沈提议“我们今天应当重新连接‘朦胧诗’时代的诗歌传统，让诗歌重新去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重新面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言论让我瞠目结舌！还好，他没有号召我们接续那个“革命浪漫主义加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那是郭老的传统，是臧老的传统，是党奴的传统，是耻辱制造者们的传统。“朦胧诗”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在同一条线上的反向延长。“（朦胧诗）将现代主义的诗歌方式与强烈的时代情感相结合，写出了一批慷慨激昂的时代之歌，既有着伟大的时代之心，又充满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构成了一曲时代的最强音。”这调调多像“我党”的宣传啊！时代的最强音，那是新闻联播。“朦胧诗”成了“现代主义加时代情感”，我在“朦胧诗”里实在看不到太多的“现代性”，倒是有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朦胧诗”是面向时代的吗？在我看来，它是落后于它那个时代的。他是不自由的。他起的调门太高了，非常不自我，终至嘶哑。北岛自己似乎也羞于提及其“少作”，我看他的自选集里很少选《回答》之类的诗作。后期的北岛写作，似乎恰如沈兄所言，属于“那种纯粹的沉迷于自我的写作”。如此之吊诡！仅仅因为一个“时代”的话题，就抓住“朦胧诗”这根稻草，那么，“灿烂的八十年代”该如何处置？“盘峰论争”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重新回到八十年代那种宣示个人才华的、自由烂漫的、理想主义的状态，而将“承担”之类的等而下之的话题轻轻抹去。“朦胧诗”的问题，“第三代”本来已经解决掉，“pass”掉了，如今却要“重回朦胧诗”，这不是一种倒退吗？幸亏还没有倒退到贺敬之、郭小川的时代。在“时代”的伪命题面前，“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统统没有了意义，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才造成了那种“纯粹的沉迷于自我的写作”，“沉迷于语言的写作”，也才“构成了一种拒绝外在世界的完全文人化的内心”。沈兄立论时有偏颇，“完全文人化的内心”就会“拒绝外在世界”吗？在我看来，文人才是真正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以“第三代”为师》的文章，像澄清的不仅仅是一个“师承”问题，更是一个诗歌美学问题，也就是我们应该接续一个什么样的诗学传统问题。这里不赘。此文一出，即被庸俗化，一些“中间代”的大哥颇不感冒，甚至有民刊编者扬言要“封杀”我。民刊也讲“封杀”了，真是出息透顶！民刊本就是“圈子”的产物，其视野之狭窄、其功利心之急切、其气量之短小，更比某些官办刊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多少反映出诗歌“圈子”之小，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诗人们竖起耳朵，“他竖起耳朵听风……”其实我并非有意冒犯谁，只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思考。我们是翻过了九十年代的雾障才接续上这个小传统的，“第三代”有“第三代”的问题，但还不至于让我们翻过去重来一遍。我们本来可以在它那个基础上走下去……

另外，我认为沈兄对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判断也有问题——他看到了太多的表面，太多的流俗观点。我们对时代的判断，应本乎自己的内心。时代之大，我们无处可逃。每日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皆在“时代”之中。时代可能是一个科长的丑恶嘴脸，也可能是一位商人腆着的肚皮；可能是街头的一起交通事故，也可能是远山里的一起矿难；可能是昨夜的一场假球，也可能是今天早晨刚刚涨价的白菜。时代啊，很可能就是一首小诗。我对这个时代的基本判断是：羞耻。士不可以无耻，这是“行己有耻”的“耻”。我是主流的、公共的、抗议的，也是边缘的、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是骄傲的、自尊的、自我的，也是谦卑的、无耻的、坐稳了奴隶的；我是诗人，也是平民；我是富人，也是穷人；我是城里人，也是乡下人……总之，我是羞耻的。这时代让我时时处处感受到为人的羞耻。我为人耻，更为己耻。因此，我的诗是面对时代的，因为我的诗首先面对了我的羞耻。我用诗解决自己，是否同时也就解决了时代？米沃什在其回忆录中说，诗歌是一种毛病，因为我们都是有病的，因此，作为一个诗人，廉耻感是必要的，“然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就不可能有廉耻感。我是个不清白的人，是个罪人，是个有污点的人——倒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如此，而是因为我本性中有恶的存在。”他内视的姿态甚合我意。但你不能因此就说他不关心时代，事实上，他写出了他那个时代最非凡的诗篇。

圣伯夫曾为《恶之花》辩护说：“在诗的领域中，任何地方都被占领了。拉马丁占了天空，维克多·雨果占了大地，还不止于大地；拉普拉德占了森林，缪塞占了激情和令人眩晕的狂欢；其他人占了家庭、乡村生活等等。泰奥菲尔·戈蒂耶占了西班牙及其强烈的色彩。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波德莱尔所占的。”在我们这里，“影响的焦虑”似乎小得多，因为我们“经验的贫乏”；但“跑马占地”的冲动却强大得多，如圣伯夫所言，“在诗的领域中，任何地方都被占领了。”但谁又能占领我们的心呢？假如我们不去一味地为满足一种表面的虚荣而把自己分裂……凯撒说，“……在罗马不要做第二”，这恰是很多诗人内心焦虑的源泉。一个解决不掉自己的诗人，是疯狂的，也是盲目的。这样的诗人可能会被“时代之蝇”尊为英雄、大人物，但那个时代会过去啊，逝者如斯夫……尼采早已厌倦这样的诗人，“我认为他们都太浅薄，都是没有深度的海。他们不曾深思过，所以他们的感情不曾直达到深底。”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胡说，不写诗才是野蛮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在时代面前，诗人何为？”就不是一个伪问题。在时代面前，诗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站在时代的某个立场上，诗人可以是法官、哲人、裁判、战士、导师……诗人也可以在市场、广场、矿场……现身，他甚至可以签名、抗议、走上大街、写作檄文……他依然是个诗人，但这已与诗歌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