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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能否直面时代？
(2006-06-26 01:10:32)| 分类： 杂花生树 |
诗人能否直面时代？
诗歌应该直面时代，这在很多年前，是不用说的，是最主流最正确最不容置疑的，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连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也要煞费心机地选出了几乎一半直面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物极必反，“先锋”了之后的现代主义已经后现代主义诗歌迅速将此掷若敝屣，朦胧诗以后，沉浸在反抗意识形态、语言解放、思想解放和个人写作的中国先锋诗歌不但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当作陈腐之物，更将“直面时代”视为与“艺术”背道而驰主流货心生不屑。
2006年6月13日，我在长沙麓山诗歌节上发言，说我们今天应当重新连接“朦胧诗”时代的诗歌传统，让诗歌重新去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重新面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有感于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艺术”和“语言”以及“个人”的道路上跋涉已久，诗人们甚至忘记了如何面对时代发出声音。不料这一发言迅速演变成了“鸡跟鸭讲”。人们似乎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是从他们已经符号化了的“下半身”诗人口中说出来的，我当年那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成了我自己的“绝对符号”，他们忙着关心“沈浩波是不是背叛了‘下半身’，是不是要从‘向下’变成‘向上’了？”弄得我无话可说。其实类似的表达我从2003年开始就像祥林嫂一样在一系列文章里到处说给别人听了，我的诗歌《致马雅可夫斯基》、《文楼村纪事》甚至更早的《淋病将至》等早就在做这样的努力。
当然，就在这个会上，我依然听到了一些同气相求的声音，诗人伊沙虽然不希望我的话题被误解为要确立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但在私下里一直在和我谈论当下大部分诗人面对时代的无能为力甚至失语的现象。在为诗人谭克修举办的诗集《三重奏》的研讨会上，诗人们之间的分歧也与此有关，《三重奏》是近年来少见的一本现实主义的诗集，充满了诗人对外在于自己的各种社会现实的强烈介入感，这样的诗歌，我认为非常可贵，甚至可以构成尖锐的话题。果然，参加研讨的很多诗人认为这样的诗歌不够“艺术”，甚至有人说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诗圣写得最差的作品，我见过胆子大的，没见过胆子肥成这样的！这种对诗歌艺术功能的绝对推崇而对时代感以及现实感的绝对贬低正是近20年来当代中国诗歌最大的无知。第二天，谭克修在发言中抨击“小文人诗歌”，实际上正是对这种一味沉浸在“艺术”、“语言”与“自我”中的诗歌写作的不满。
我以为，朦胧诗时期，从食指到北岛、芒克，尤其是北岛，将现代主义的诗歌方式与强烈的时代情感相结合，写出了一批慷慨激昂的时代之歌，既有着伟大的时代之心，又充满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构成了一曲时代的最强音。而北岛，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诗人。但自以第三代诗歌开始直到今天，中国诗歌虽然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语言自由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将现实感和时代感全面遗忘甚至加以藐视也是不可原谅的。而那种纯粹的沉迷于自我的写作，沉迷于语言的写作构成了一种拒绝外在世界的完全文人化的内心。我们只能在一些诗人的吉光片羽中才能寻觅到他们对外在于文人化自我的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声音。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时代的发展越是快，其核心就越难被我们把握，我们不能因此就远离这个时代，就畏惧这个时代，作为这个民族的诗人，我们不能集体对这个民族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何必非要扭捏着去接受一个“诗歌在时代之中”的借口而不能去主动的“直面我们的时代”呢？要知道，这个时代正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构成的，我们的心灵天然就能够感知这一切，为何定要放弃，定要躲进书房，躲进语言、躲进艺术呢？
诗歌应该直面时代，这在很多年前，是不用说的，是最主流最正确最不容置疑的，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连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也要煞费心机地选出了几乎一半直面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物极必反，“先锋”了之后的现代主义已经后现代主义诗歌迅速将此掷若敝屣，朦胧诗以后，沉浸在反抗意识形态、语言解放、思想解放和个人写作的中国先锋诗歌不但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当作陈腐之物，更将“直面时代”视为与“艺术”背道而驰主流货心生不屑。
2006年6月13日，我在长沙麓山诗歌节上发言，说我们今天应当重新连接“朦胧诗”时代的诗歌传统，让诗歌重新去关注时代，让诗人重新成为时代的心灵，重新面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正是有感于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艺术”和“语言”以及“个人”的道路上跋涉已久，诗人们甚至忘记了如何面对时代发出声音。不料这一发言迅速演变成了“鸡跟鸭讲”。人们似乎不能接受这样的话是从他们已经符号化了的“下半身”诗人口中说出来的，我当年那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成了我自己的“绝对符号”，他们忙着关心“沈浩波是不是背叛了‘下半身’，是不是要从‘向下’变成‘向上’了？”弄得我无话可说。其实类似的表达我从2003年开始就像祥林嫂一样在一系列文章里到处说给别人听了，我的诗歌《致马雅可夫斯基》、《文楼村纪事》甚至更早的《淋病将至》等早就在做这样的努力。
当然，就在这个会上，我依然听到了一些同气相求的声音，诗人伊沙虽然不希望我的话题被误解为要确立一个新的写作方向，但在私下里一直在和我谈论当下大部分诗人面对时代的无能为力甚至失语的现象。在为诗人谭克修举办的诗集《三重奏》的研讨会上，诗人们之间的分歧也与此有关，《三重奏》是近年来少见的一本现实主义的诗集，充满了诗人对外在于自己的各种社会现实的强烈介入感，这样的诗歌，我认为非常可贵，甚至可以构成尖锐的话题。果然，参加研讨的很多诗人认为这样的诗歌不够“艺术”，甚至有人说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诗圣写得最差的作品，我见过胆子大的，没见过胆子肥成这样的！这种对诗歌艺术功能的绝对推崇而对时代感以及现实感的绝对贬低正是近20年来当代中国诗歌最大的无知。第二天，谭克修在发言中抨击“小文人诗歌”，实际上正是对这种一味沉浸在“艺术”、“语言”与“自我”中的诗歌写作的不满。
我以为，朦胧诗时期，从食指到北岛、芒克，尤其是北岛，将现代主义的诗歌方式与强烈的时代情感相结合，写出了一批慷慨激昂的时代之歌，既有着伟大的时代之心，又充满现代主义的艺术精神，构成了一曲时代的最强音。而北岛，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为我们民族的伟大诗人。但自以第三代诗歌开始直到今天，中国诗歌虽然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语言自由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将现实感和时代感全面遗忘甚至加以藐视也是不可原谅的。而那种纯粹的沉迷于自我的写作，沉迷于语言的写作构成了一种拒绝外在世界的完全文人化的内心。我们只能在一些诗人的吉光片羽中才能寻觅到他们对外在于文人化自我的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声音。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时代的发展越是快，其核心就越难被我们把握，我们不能因此就远离这个时代，就畏惧这个时代，作为这个民族的诗人，我们不能集体对这个民族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何必非要扭捏着去接受一个“诗歌在时代之中”的借口而不能去主动的“直面我们的时代”呢？要知道，这个时代正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构成的，我们的心灵天然就能够感知这一切，为何定要放弃，定要躲进书房，躲进语言、躲进艺术呢？
附：在麓山诗歌节的即兴发言
沈奇说，先锋运动20年使经典变得越来越难企及，是先锋不断的变化、反对的过程。问题是，我们从哪种角度来理解先锋？先锋是不是仅仅是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么一种流派、变化、反对，如果所指只有这些的话，那么先锋的构成是不成立的。先锋应从精神层面上讨论，诗歌天然包含先锋的部分，不仅仅是某一个流派、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段的具体表现，而是诗歌天然的对主流的背反，是更强大的精神，更普遍的常识，诗歌对内心的触及更为深刻，它会天然产生不妥协，不苟同的姿态，以此构成先锋。
我要问沈奇：为什么把先锋运动20年的坐标系调到了1986年，得出“先锋诗歌20年”这个结论。如果我们把昌耀作为个案的话，那昌耀在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先锋的。如果调到1986年的话，是不是调得太晚了？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不把昌耀作为个案来讨论的话，则起码可以从朦胧诗开始，朦胧诗本质就是先锋的，作为先锋的所指对象是意识先态和民族良心的，就是这些构成了先锋的理由。并不是说“第三代”PASS北岛超越北岛，就比朦胧诗更先锋了，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朦胧诗本身先锋性首先必须得到确认，然后第三代新的一代年轻诗人，通过反对这样一个先锋性完成了对自身先锋性的确认，这个时候选择了对文化、对文明的反抗。而朦胧诗的时候不是对文化、对文明的反抗，因为这些主题在当时没有落到他们身上。到了第三代，先锋的主题才到了这样程度。所以任何一代的诗人，首先是先锋的，然后才是不同的指向、不同的反抗、不同的特征在不同时代的体现。
中国当代诗歌就一个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历史。它的历史应当是从昌耀或者从朦胧诗开始的所有人参与的历史。今天，要如此理解先锋的所指。如沈奇所说，不能再被这样一次次的运动和造反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断或简单粗暴的美学的断裂和变革，再被它折腾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时代，非常大的时代，如果说当年在做“下半身”的时候，所面对的是文化的压力、文明的压力和经典的压力的话，要站在文化、文明、经典主流的背面来写作，那么今天，短短的几年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文明，尤其是经典变成一下子变成非主流了。上网一看，现在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个时代，只要是个人，只要上了网，就能发出你的声音，你只要是个稍微聪明点的人，就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漂亮，写得很像回事，你就可以在你的文字中充满所谓的“自由精神”。在这样一个充斥着自由精神和自由精神泛滥文化的时代，这种东西就廉价了，所谓的自由精神，所谓的创造力，所谓的活跃，那种所谓的对文化文明经典的反抗和漠视就变得非常廉价，变得非常垃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先锋呢？
我要问沈奇：为什么把先锋运动20年的坐标系调到了1986年，得出“先锋诗歌20年”这个结论。如果我们把昌耀作为个案的话，那昌耀在那个时候一定是非常先锋的。如果调到1986年的话，是不是调得太晚了？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不把昌耀作为个案来讨论的话，则起码可以从朦胧诗开始，朦胧诗本质就是先锋的，作为先锋的所指对象是意识先态和民族良心的，就是这些构成了先锋的理由。并不是说“第三代”PASS北岛超越北岛，就比朦胧诗更先锋了，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朦胧诗本身先锋性首先必须得到确认，然后第三代新的一代年轻诗人，通过反对这样一个先锋性完成了对自身先锋性的确认，这个时候选择了对文化、对文明的反抗。而朦胧诗的时候不是对文化、对文明的反抗，因为这些主题在当时没有落到他们身上。到了第三代，先锋的主题才到了这样程度。所以任何一代的诗人，首先是先锋的，然后才是不同的指向、不同的反抗、不同的特征在不同时代的体现。
中国当代诗歌就一个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历史。它的历史应当是从昌耀或者从朦胧诗开始的所有人参与的历史。今天，要如此理解先锋的所指。如沈奇所说，不能再被这样一次次的运动和造反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断或简单粗暴的美学的断裂和变革，再被它折腾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时代，非常大的时代，如果说当年在做“下半身”的时候，所面对的是文化的压力、文明的压力和经典的压力的话，要站在文化、文明、经典主流的背面来写作，那么今天，短短的几年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文明，尤其是经典变成一下子变成非主流了。上网一看，现在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个时代，只要是个人，只要上了网，就能发出你的声音，你只要是个稍微聪明点的人，就可以把文章写得很漂亮，写得很像回事，你就可以在你的文字中充满所谓的“自由精神”。在这样一个充斥着自由精神和自由精神泛滥文化的时代，这种东西就廉价了，所谓的自由精神，所谓的创造力，所谓的活跃，那种所谓的对文化文明经典的反抗和漠视就变得非常廉价，变得非常垃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先锋呢？
我觉得应该恪守诗歌的光荣。恪守经典的意义，恪守贵族的精神，这个时候，我要说，真正的先锋诗人，他应当是一个贵族，我们应当去重新找回中国先锋诗歌的传统：朦胧诗。今天重读朦胧诗，是会被它那种民族和历史的情感深深打动。2004年在的时候，我有一次偶尔翻开《今天》，再看北岛诗歌的时候，那些朗诵过无数遍的诗，我立刻就有一种慷慨诵读的欲望，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有这种欲望和动力呢？前几天，偶尔在老芒克的博客上，那么简单的诗歌，那么强大的诗句，包含了那么强大的力量，是那个时代的精英给我带来的，是那个时代的先锋诗人给我们带来的，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文化价值、精英价值、贵族价值和经典价值已经要被草民和暴民彻底推毁的时候，我们应当去重新去寻求这样一种价值，我们应当用这30年来的在语言上的先锋和口语上的革新所带来的先锋的成果去重新返回朦胧诗的内心。
（转自“天涯·人物”谭克修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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