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怀念向光灿先生

因为安徽大学文学院从2018级就开始在龙河校区招生，我从2021年9月下旬就在文西楼阅览室316室开始了早出晚归的生活。我们这个阅览室在龙河校区文西楼316室，对面是院务办公室，文学院黄烈书记在这里值班，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通过黄书记，我才知道向光灿先生已于2023年2月15日去世了。向先生的丧事没有贴讣告，只通知了院里，否则，我肯定要送他老人家最后一程。黄书记说向先生夫人是知识女性，非常通情达理。在这个新冠感染还没有全部结束的时期，不愿麻烦大家，选择了这种悄悄的方式让向先生从公众眼中消失。

2021年9月，我从文学院赵凯老师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向老师送给他的小说集《涛声》，得到了赵老师同室的刘飞老师的允许，就拿回阅览室一阅，应该在当天，我就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大学时的《美学》课程老师向光灿出了一本小说集《涛声》，是自费印刷，非正规出版物。这位向先生和我始终没说过话。尽管1985年我留校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1992年，我在学生阅览室值班，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政治学习安排在学生阅览室，我在内室看书，他们在外室热火朝天地讨论，时有争论，主要内容是反思高校前两年的事情，老师们的声音都很大，弄得我都不敢到厕所方便。向老师那一次是运用普列汉诺夫理论来分析问题。

2003年，我到爱知书店购《万象》合订本，出来时，我和向先生在一起，显然他认出了我，但是我们却站在屋角，默默地停留一会，向老师身体晃动了一下，我什么招呼没打就走了。向老师脸很红，一如关公，头发稀疏。

对向老师的《美学》，我只有他有一节课都放幻灯片的印象，都是经典绘画，他一边放，一边讲解。

先生这本《涛声》最早的小说写于1997年4月13日，名《失落的爱情》，是写年轻教师和年轻学生一场未能实现的爱情，主要是成分从中作梗。程尚斌是爱自己学生赵明艳的，赵明艳也爱老师程尚斌。赵明艳在课堂上就喜欢老师的滔滔不绝和严密的逻辑推理，程老师的课程结束以后，适逢“文革”爆发，学生停课闹革命，矛头多指向校长、书记等领导。赵明艳到程老师教工宿舍，主动邀请程老师和他们学生一起串联，他们到兰州、宝鸡、成都、绵阳，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革命大串连接待站，乘车不要钱，吃喝住有人提供，相当于免费旅游。在绵阳时，文革串联被中央叫停，但他们仍然步行到重庆，然后才返回学校。途中，程老师和赵明艳还交换了佩戴在胸前的领袖像章，并且都是由对方别到另一方胸前。因为赵明艳是串联小组负责人，需要掌握时间，程老师把自己的女式手表借给了赵明艳。串联结束，赵明艳想，如果老师把手表作为爱情信物送给自己，她就接受爱情。可是赵老师因为自己是小地主的儿子，赵明艳是贫农的女儿，非常自卑，怕影响明艳的政治前途，便不敢表示。赵明艳还手表时，一声谢谢，程老师一声不用谢。一场爱情就此夭折。

这场爱情的悲剧是对“文革”的控诉，包括在政治包裹下的串联，皆为荒唐。小说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结合。这篇小说有向老师的个人经历，他和程老师一样，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文革”时他风华正茂，一表人才，是年轻女学生的偶像。

对于向老师的履历，我知道得很少。大学时教我们《马列文论》的刘秉书老师以及周中明老师告诉我，向先生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先是在内蒙古大学任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入我们安徽大学中文系，刘老师说，他的家庭很好，而这种好是指向老师家庭成分高，这在“文革”时期是要遭罪的。

向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杨晦先生的弟子，杨先生一共招

过四届研究生，第一届有严家炎，第二届是1960年，招收了五名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生，他们是：吴泰昌、毛庆耆、王怀通、向光灿、徐汝霖，其中吴泰昌是中国文艺理论界泰斗级的人物，可惜我在今天才得知先生曾有过这样的同学以及师出有门的光辉。

向先生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的学生，和教过我的朱一清、李汉秋先生以及曾是我秘书教研室的袁有芬老师同事是同学。北大中文系1955级很出名，这届学生在大学时就集体编著、出版过《中国文学史》。当然这个时候要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让当时的老师和先生辈参与，这个教材很不成熟，但初生牛犊般的青春气息是有的。

我突然想起，向先生要离开苦寒之地，从内蒙古大学到安徽大学任教。原因除了安徽是他的家乡，回安徽可以为家乡的文化事业服务，不排除也是奔着和朱一清、李汉秋老师的一份同学情而来。

一位听过向老师课的学生说，向老师是鹅毛音，很轻柔的音色，青年大学生不是很习惯。其实鹅毛音音色很温柔，轻飘飘的像鹅毛一样，能给人很舒服温暖的感觉，令人心旷神怡。青年人喜欢高音，黄钟大吕才过瘾。这位说向老师是鹅毛音的同志前几年还见过向老师来学校，他主动将其送回，但向老师已经不记得当年在安徽大学中文系讲授《美学》时的事情了。这也难怪，人到了风烛残年，哪还有好的记忆力。

向先生作为文艺理论的教师，理论文章不多，主要有四篇：《坚持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创作思想》《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克莱夫·贝尔与科林伍德美学思想之比较》《论科林伍德的表现主义美学》，这不算多，这些文章都和文艺理论以及美学有关。我以前没看过，我打算抽时间一阅。我今天稍微看了一点，觉得向老师对克莱夫·贝尔和科林伍德的原著都认真研读过。我现在只知道贝尔最著名的美学命题是“有意味的形式”，他的理论对泽厚老师影响很大，李先生的“历史积淀说”应该是从“有意味的形式”发展而来。

我很惊讶的是向先生退休后竟然写起了小说，他一定是觉得文艺理论离不开文艺创作，才开始了这个转向。从《涛声》看，向先生是从1997年开始写小说，至少到2014年还在进行小说创作。

从1985年到2023年，我只有1987年9月到1992年2月在安徽大学管理系任教，其余时间我一直在文学院工作。大学时教过我的王文彬、苏宝琳、朱一清、孙洪德，还有老领导徐文玉都走了，现在向老师也不在了。

其实，我在读《涛声》时，很想去拜访向老师。但新冠流行，教学和科研事务缠身。当然，我的学问做得不好，我的修为不够，也使我羞于见向老师。也许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很能表达我对向老师的感情。

我要以树的形象和先生站在一起，这点矜持使我在街头与向老师相见，没有走上前去问候，使我没有主动去联系先生。

先生是安徽大学文学院的过往，我也很快要退休了，但过去的中文系和今天的文学院还会延续下去。

2023年3月1日写于安徽大学龙河校区文西楼316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