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8日，我的学生都红兵在安徽大学1987级中文系秘书学专业（1988年秘书学专业教师和学生整体转到管理学系，1991年底全部师生又迁回中文系）班级微信群里转了一条由商务印书馆汉语中心发布的官方微信《沉痛悼念袁晖先生！》，我顿时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整个1987级秘书专业的同学都很震惊，并开始回忆起当年袁晖先生给他们上课的点点滴滴，我的大庆生乔庆龙说：“袁老师教咱现代汉语。我对他记忆犹新，讲课的场面就像发生在昨天。他讲过的话：‘模糊不等于含糊’，我时常想起。”

大庆学生孙丽萍说：“讲台上慢条斯理，踱着方步，昂着头讲着朱自清《荷塘月色》的袁老师的画面，而今依然历历在目！”

我的学生金运宝说：“最记得袁老师讲一张汇款单，用汉语语法解读，居然有二十多处问题。不得不佩服袁老的底蕴深厚。”

袁晖，安徽怀远人，1937年2月7日出生。我国知名语言学家、修辞学家、辞书编纂专家，安徽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汉语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安徽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理事。

袁先生1952年进入师范学习，期间学了曹伯韩先生的《语法初步》，从此对语言学产生浓厚兴趣。1955 年被推荐到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有幸遇到张涤华先生。张先生教现代汉语，也编了一本《现代汉语》，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先生给袁先生他们讲了两年汉语语法，如汉语实词能不能分类，他旁征博引，高名凯怎么讲的，王力怎么讲的，吕叔湘怎么讲的，方光焘怎么讲的，讲得头头是道，并仔细分析各派观点的优点和局限性所在，很有说服力。张涤华先生常和袁先生他们进行课堂讨论，课后布置作业，把语言学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引入课间和学生作业当中，大家感到印象特别深刻，为袁先生以后的语言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袁先生1959年开始在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工作，1978年前后还在安徽文联和摄影协会从事过文字秘书和管理工作，1980年代才转入安徽大学中文系重操旧业，参加了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的编写，执笔其中的修辞部分。这本书在我上大学之前，我父亲就在安庆给我买过，看书中有介绍，说袁晖是编者之一，而且就在安徽大学，我从此知道学者袁晖这个名字。1981年，我入读安徽大学中文系，第一学期就学习《现代汉语》，教材就是胡裕树的，那时就希望能亲自聆听袁先生讲解现代汉语，可是一年的现代汉语课程学习，前后经历了三位老师，李金陵老师讲解拼音文字，杨一清老师教授词汇，阮显忠老师教授语法修辞，直到课程结束，都没有见到袁先生，我很是失望。当然前面提到的三位老师课都上得不错，尤其是李金陵老师讲解的汉语拼音，对我是受益至今，因为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没有学过拼音，进入大学，才弥补了这门重要的课程。

1984年，我买过袁老师主编的一本关于中华歇后语和谚语的书，资料很丰富，因为我兴趣不在这儿，我读得不仔细，只是翻阅了其中的一部分。

1985年，袁晖老师出任安徽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班上同学和辅导员叶斌老师都推荐我留校，这件事最终是由负责中文系教学工作的袁先生拍板。我记得那是1985年6月初，是在安徽大学龙河的主教楼四楼西边拐角的矮房里，中文系因为办全国性的函授班，由常务副主任徐文玉先生向学校打报告，在原来的平台上搭建了三间小屋，是石棉瓦的屋顶。袁先生就在这里召见了我，一开始就谈我的毕业论文，这说明他很看重留校教师的科研能力，我的论文题目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观照——谈近年来当代文学的一种倾向》，论文19000多字，他表扬了我的论文，说他也喜欢当代文学，喜欢在小说中找材料，服务于自己的观点，并和我谈了他对《红旗谱》中朱老忠形象的看法，觉得这个文学典型比较成功。我那时受否定十七年文学的潮流影响，对袁先生这个话题没有多少兴趣。其时的我不修边幅，其貌不扬，或许是我的毕业论文还能入先生法眼，才使先生决定留下我。这场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袁先生始终兴致勃勃，笑意盈盈。

我留校后分在秘书学专业，当年有两个中文系留系名额。一个分到秘书学，一个分到新闻学，袁先生拿出课程设置，要我选择所授课程，我选的是秘书学专业的《政治学》。其实我热爱文学，这两个专业，我都不感兴趣，可当年在中文系这两个新办专业缺教师，我只能如此选择。选《政治学》对我是无奈之举，只是觉得自己有理论兴趣，除了当代文学外，就喜欢哲学，政治学也是有理论的，或许我能将就？

我们秘书学专业有现代汉语这门课程，袁先生是现代汉语的专任教师，因此，他常常以中文系副主任和秘书学现代汉语课程教师的双重身份参加我们教研室的活动。秘书学专业要开设《公文语言学》，无人开设，他就亲自担纲，后来在几年教学的基础上，他和也是我们秘书教研室的郭其智老师编著了全国第一部《公文语言学纲要》，教学促进了袁先生的科研，科研又成就了袁先生的教学，这是袁先生教学生涯的最大特点。

因为我对《政治学》兴趣不大，始终进入不了角色，虽然用先后过吉林大学王惠岩的《政治学》、王沪宁的《政治学新论》作为教材，为了备课，也阅读过邓初民的《政治学》。1986年上半年，我第一次讲《政治学》，用的是港台教材，讲沟通、反馈的重要等等，满口新名词，我和学生都似懂非懂，教研室一位老教师说我的东西全部是西方的，这也是事实。当时授课的对象既有从中学考入大学的孩子，还有一个干部班都是25岁左右甚至是30岁的成年人，这些老学生说我是“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说真的，我那时只是出于上课的需要，才看一点《政治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我都在读文史哲尤其是新时期小说。

尽管这样，袁先生始终没有说我什么，1988年，他听了我一次课，可能课前有通知，我特地摘录了不少刘泽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这本书的内容，把它充实到我的《政治学》讲稿中。课后，袁先生把我叫到他家中，他正在吃饭，我已吃过，我记得饭菜很简单，有一碗蒸鸡蛋。他停下用餐，说我的课程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是没有注意到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此言可谓一言中的，因为刘泽华书上的东西和我讲的《政治学》联系不紧密，我是应付他老人家听课才临时抱佛脚的。我那时上《政治学》都是照本宣科，有时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只好对学生说：“继续往下念”，引得学生哄堂大学。因为担任授课班辅导员，学生还能容忍，开班会时，我讲的都是卡夫卡和加缪等现代派文学以及汉译名著，班长桑涛受我影响，买了很多西方汉译名著，学生丁俊平时读的都是小说，还找系资料员汪老师借洁本《金瓶梅》，也看得津津有味。为此，教研室主任总要给学生纠偏，说大家要重视专业学习，要知道怎么搞好会议服务，怎么写公文，怎么给领导服务，和领导谈话，有屁要忍着，如果放了，你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就完了。

但袁先生从不和我说这些，他也知道我志在文学。但在大学，老师必须上课，连大学党委书记、系总支书记，都要在任职的院系或者哪个系讲授一门课程。对于我这种对政治学没有兴趣，中文系其他课程也没有多余的岗位，又搞不了行政的人怎么办呢？袁先生在1992年春就安排我到中文系学生阅览室服务了6年，其中1992到1995年，他是中文系系主任。我那6年就喜欢给学生买书，甚至找书记要钱，找系领导要求把教师阅览室的所有副本或者复本书籍都弄到学生阅览室，平时还喜欢修补图书，热衷钻办公室，翻看一些因为投递信息不准确的信件，为其找到主人。因为我生长在农村艰苦的环境和家庭，信奉节约闹革命的思想，所谓烟不饱肚子，屁不肥田，极力反对抽烟喝酒，还喜欢把公共场所走廊里的电灯，漏水的水龙头关上。可能是1995年，不知什么事，袁先生要我到他家去，那时他已和他的前妻（我们附中教高一语文的黄老师，后来带着当时上高一的袁先生和她的16岁儿子到上海了）离婚，但还住在一起，我到时是他一个人在家，三室一厅都是亮的，我很是震惊，也很触动，大概在那以后，我就不管公共水龙头跑冒滴漏以及公共走廊亮灯的事情了，到了新世纪，我还有开公共走廊电灯的习惯，有一段时间，我上班，进办公室要通过走廊，看走廊黑乎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走廊灯，物业看楼的还向领导汇报说我不节能，开自己办公室门前的灯可以，超出这个范围，绝对不可以。领导就对我说，你看物业对你也有意见。现在学校物业都是承包，巴不得水电消耗越少越好，如果大家都做到：“不用水，不用电，只用自身零部件”，物业部门的老板和员工肯定高兴。好，那就不管吧，农村不是有一句谚语：“黑有芝麻亮有稻”。

我干图书管理员时，袁先生多次在教职工大会上表扬我，说我上班是第一个来，下班是最后一个走，又爱惜图书。

1996年，袁老师不再干中文系主任，他卸任之前进行民意测验，他坐在第一排，我坐他身后，他说了一句“60岂能充上士”，那是明显有不愿再干的意思了，后来他就担任安徽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了。

袁老师身上有很多文人习气，喜欢烟酒，尤其是持螯把酒。他吃蟹很慢，很有技巧，有一次请研究语言学的学者李宇明到他家吃晚饭，他看宇明吃蟹很快，就笑着说你吃得太急了，吃蟹是慢活，这说明你是急性子，不过做学问，急性子好。

2010年以后，袁老师就从安徽大学退休了，从此定居北京，和教育部语言文字研究所的金惠淑老师一起生活，袁老师晚年因疾病卧床六七年，都是她照顾，真是令人感动。对于袁老师来说，这是他的福气。

我最后一次见到袁先生是2014年，他挟着一些杂志，在龙河遇到我，那是他从北京回到龙河处理一些私人事宜，他说：“想你！”这句话，令我很温暖，也很感动。很惭愧，自从他老人家到北京以后，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是不是与我混得不好有关系？我该反省。

袁先生去世后，我写了一首《悼袁晖先生》：

挟书缓步校园中，细语轻柔学者风。

一掬慈颜常带笑，斯人何觅问苍穹。

谨以此作为文章结尾，怀念这位长者、贤者，我曾经的老师和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