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查处炒地炒房今年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在不久前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其措辞发生了变化，新组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领到了“严厉打击炒地炒房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任务。

    国务院将严打炒地炒房列入政府工作要点不外乎三大目的：一是说明炒地炒房形式依然严峻，有必要“旧话重提”且需加强严打力度；二是在于维护一个健康的市场环境，而炒地炒房则是创建一个健康市场的破坏者；三是基于民生问题，一个意图在于稳定房价，另一个意图则是守住土地红线。显然，“严打炒地炒房”进入国务院今年工作要点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严打炒地炒房？在笔者看来，虽然相对之前的多部门齐抓共管，这次“严打炒地炒房”的任务落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个肩膀上，使得权责更清晰，但这只是“严打”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弄清谁是炒地炒房的“主凶”，谁又是“帮凶”？在厘清严打对象后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从炒地现象分析，主要是两类炒家：一类炒家是地方政府，另一类炒家是开发商。去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撰写的《中国房地产土地囤积及资金沉淀评估报告》估测，到2007年底，房地产开发商囤地约10亿平方米。另外，从计划用地供应量和房地产购置土地总量对比来看，政府手里囤积了大批土地。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开发商，囤地的过程都是炒地的过程，囤地的目的更是出于炒地、出于利益。
    从炒房现象来看，表面上主要是开发商、中介商和一些职业炒家在炒房，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官员炒房、银行炒房、专家炒房以及部分媒体炒房等，都使得炒房现象异常复杂，也是治理的一大难题。上海副区长炒房获利1600万元相信绝不是孤例，地方政府因为从炒房致房价飞涨中获利，一直容忍炒房。而央行明令取消“加按揭”与“假按揭”，等于是承认银行之前参与炒房。
    至于专家炒房和个别媒体炒房，可能很多人不认可，但在笔者看来，一些专家不负责任的、不切实际的言论以及个别媒体策划操纵的“炒房团”，都是炒房的“帮凶”。这些炒房者的炒房行为虽然不能直观，但因为掌握了一定话语权，所以危害也不小。比如声明显赫的“温州炒房团”就是地方某报策划的。学者尹中立就曾“炮轰”过温州炒房团。
    必须承认，炒地炒房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说其是经济问题，是因为现有的财税制度存在问题以及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说其是政治问题，是因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脱离市场。归根结底，由于地方官商结盟，炒地炒房实质都是政治问题。
    既然是政治问题，就要使用政治手段来严打。然而，过去种种迹象表明，现有的治理手段过于疲软。比如，上海房地局在处罚“汤臣一品”时，就遇到目前房地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行为没有明确的行政处罚条款的尴尬。再比如，对利用银行贷款的炒地炒房，去年开始实施的货币从紧政策作用效果很明显，但近期不断传出二套房贷松动的消息，如此，炒房就很可能死灰复燃。
    显然，炒地炒房之所以盛行，就是某些地方政府、某些行业部门以及开发商等少数人的权与利幻想的结果，权力不受制约就会越来越膨胀，权与利就互相怂恿，进而使得历次治理炒地炒房的措施被消解。几天前，某知名开发商就公开宣称“总理今年没说要降低房价”，这种变相鼓吹房价的现象就需要纠正。所以，严打炒地炒房要分两步走，一在于制约权力，二在于平衡利益。另外，严打炒地炒房离不开行政问责，从过去建设部只说问责实际难于问责的现象表明，“打铁还需自身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