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宪章

经典Freud式的精神分析工作模式是:分析师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采取节制性态度。分析师不但决不可向病人开放反移情，而且要对反移情进行控制并从内心将其驱逐。Ferenczi(1919)是第一个向这种模式挑战的人，他主张分析师可以开放某些主观经验，并身体力行，进行了实验，尝试与病人做交互式的分析，让病人成为分析师的分析师.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激进的、具有潜在危险的。类似的观点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一直被排除在精神分析的主流之外。

1930－1940年，客体关系理论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变，因为这一流派强调医患互动关系在分析中的作用。从1950年起，由于新的反移情概念提出，与此关系密切的分析师自我开放问题也就日渐受到重视，不过到1980年大多数分析师依然不主张自我开放。只是在最近的十几年，这个问题才成为关注的热点。

    Freud之所以坚持节制性的工作模式，最主要的是认为反移情源自分析师的神经症性冲突，是分析师个人的间题，与病人无关.如果将此引人分析中，则会影响分析师观察的客观性并给病人带来负担，干扰分析过程。.自Heimann提出新的反移情概念，反移情不再被视为分析师自身的情结，而是包含了所有指向病人的情感，其中病人是反移情的一个重要来源。鉴于这种重大的认识转变，一直被认为是治疗障碍物的反移情变成了治疗的工具。由此，在技术上强调反移情在内心的自由浮现，而不是节制和驱除，就有了理论依据。

新的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Freud节制性的工作模式，但反移情的内心浮现同开放依然不完全是一回事。 Freud认为通过自我分析、接受督导的分析和通过节制，反移情可以被驱除和控制。这里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主观的经验可以被消除，至少通过中性的、不偏不倚的和节制的要求令其得以控制。Ferenczi当年提出和实践他的开放策略，所基于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反移情是不可避免的。

在精神分析实践的历史上，有许多人看到了反移情的不可避免性。LsLow (1935)就指出Freud认为的“反移情应该和能够控制”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幻想，Balint (1939)在谈到自我暴露的问题时也指出，分析师通过他们的人格特征和工作方法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很多自己的东西;Ranik(1993)认为不论分析师愿意或不愿意，他们的主观经验在治疗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传递给病人，而他们所以为的通过节制其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就不会传递给病人的想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Oedn(1994)也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分析师的活动如何无意识地起到了解释的功能并被病人所接受;Wood (1999)同样也指出言语的沟通只是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不论分析师还是病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以其他不同方式将其内心活动传递出去并被对方接受;即便是Freud自己也说过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存在有潜意识的沟通，他之所以不能贯彻这样的思想，有人认为是出于他当时对时尚的科学理念的追求以及维持其荣誉的缘故。如此有人就提出，既然反移情不可避免，将它开放，与病人公开讨论就可比以隐蔽的或间接方式的表达更清楚明确。与其尝试不可能的控制，不如将它成为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如此病人就可以对其进行评估，确定对他们的影响。

    解释一直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技术，不过Ferenczi (1920 )早就意识到治疗中病人的情感经历的重要性，所以他把分析过程看作是情感经验的矫正过程。有人比较了Freud一与Ierenczi的治疗模式，将前者的称之为.‘理智性治疗”，后者为“情感性治疗”。Stern (1924）也提出分析工作不能太理性化，不能太集中于认识与理解。 Shrachey(1934)指出,有在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存在一种情绪场或强烈的情感卷入时，移情的解释才能有效力，分析师的情绪参与是分析中不可缺少的成份。 Winnicott (1949)强调负性反移情在治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这种负性反移情的唤起是治疗所必须的”,Bion(1967)就将分析定义为一项包含分析师和病人情感活动的任务，他所提出的“容器”概念把分析师同病人的关系类比为母亲同孩子的情感交流关系””。Isakover(1963)讨论了退行在治疗中的作用，指出不仅病人，分析师也必须要处在暂时的退行中.总之，客体关系理论强调互动关系的作用，而关系的互动必然涉及情感的交流和接触。分析师开放自己的主观经验就是互动的一种方式。因此，目前日益重

视开放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对互动关系作为一种机制在治疗中重要作用的认同。

    以下介绍一个病例.具体展现治疗中反移情出现的不可避免性、移情一反移情的互动关系及其导致的变化。

    一个患严重失眠的男青年，在我这里持续接受分析治疗近3年。他的移情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展现出来:在潜意识里，他将我视为他那严厉且讨厌他的父亲，在我这个“父亲”面

前，表现的非常畏惧和顺从。他总是希望按照我的意图来行事，极少直接地表达意见或显现他的竞争和攻击性。显然他在俄底普斯期(odipua ,tage)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被严厉的父亲阉割了，竞争和攻击全部被压抑。而冲突就来自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男子气。随着这种移情的展现，我内心逐渐产生了讨厌和对他不满的情绪，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自然，这是对他投射性认同的反映，找与他的父亲认同了。过程中我们多次就其移情进行讨论，但对我的反移情从未提及。我理解我的反移情，虽然在表面上采取节制，不使其展露，但它总是在我心中时隐时现。有一次，他在非治疗时间突然打来电话，要求立即见我。很快他来到诊室，满面沮丧，右手食指包着厚尽的纱布，带着硬咽的声音告诉我，昨天夜里与几个喝多酒的人发生了磨擦，结果被毒打了一顿，手指也打破了.还缝了几针。我听后也感到伤心，但随着他的描述，我的同情和痛心感就消失了，那种讨厌、不满和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又浮现出来，他告诉我当那几个人尾随而来时.他本可以一跑了之.可他没有，最后被围住。他没有任何反抗，只是抱着头，卷屈着身体，倒在地上，任其拳打脚踢不久他的同伴和同事赶来.可他却在此时悄悄地离去了。“为什么我一点反抗都没有，像狗一样给人家打?更痛心的是，为什么我没有潜助朋友的声势进行报复，反而跑掉了了身体的伤痛我可以忍受，但我忍受不了自己如此的表现!”他呜咽地说着，感到对自己极度的痛恨。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可那几句话就连我都感到平淡如水。同样我看到他也没有任何受到安慰的迹象，随即我问他有什么感受。他对我说我就像昨晚那位给他缝伤口的外科医生.冷冰冰的。听了他的话，我没有作任何

考虑，就向他开放了我的反移情:“我一方面很同情你，另一方面又很厌恶痛恨你，后者就是与你父亲认同的部分，当它看到不争气懦弱的儿子时就会有这样的情感，正是有这样状

态，所以，你才感到冷冰冰。”在他没开口之前，我就感到了他的变化，他说我能坦白地告诉他我的内心，使他很感动。那时我也感到一种油然而起的同情之情，我觉得我俩的距离一下子拉近，我可以容纳他了，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

    有人说反移情在它被意识之前是不可控制和避免的，就这案例我以为即便意识到了，也常常会不可控制和避免，中性、节制看来只是表面的，反移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转递出去。包括中性、节制本身都会成为一种传递方式。我的病人就从我安慰性的话语中“听”到了厌恶和鄙视感，由此也让我认识到反移情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可能一直在感受着这种情感，我一直: 在扮演着他的父亲，治疗关系一直重复着过去他与父亲的关系模式。尽管我能意识到这种情况，但我依旧卷入其中。实际上它已经“开放”出去了，直接言语的开放不过是另外的一种形式。

    有人就说过，病人可以从了解分析师的内心情感、思维的相互作用中学到很多东西。此次晤谈从表面上看是他从我的开放中得到安慰，但从更深层次上看，他从我内心的经验中得到借鉴，因为代内心发生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他内部客体关系的翻版此外，从互动的关系作用角度说，我主动的开放，实际上正是一种角色的转变，他对我开放的负性情绪没有任何怨言，只是感动，这正体现了他童年幻想中对善良、仁慈、宽容和平等的父亲的渴望和追求，他不在乎你对他表述的情感是正性或负性，在乎的是一个宽容和平等对待，只希望你这父亲能蹲下来与他说话。我的反移情的开放仅仅是那么一件事，只是它具有这样的意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事件都会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这样的意义。同样。当他面对期待的角色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反应也会反馈给我，我感到的那种亲近和同情就是对其反馈的反应。就在那一刹那，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启动了，反移情的开放就是它的触发器。

精神分析的工作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种：

（1）经典的Freud释义模式;

(2)Bion认同投射容器模式；

(3)客体内化模式。

我以为后两种可以视为一种，即关系互动模式。释义模式强调解释机制，关系互动强调情感的相互影响机制。

不过Stuhr认为类似这样的区分太机械.他认为“释义”工作包含了“关系性”工作，二者互相渗透。这种见解是正确的，从前面反移情开放问题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到这种渗透:反移情的开放作为一个事件会触动病人，而反移情的开放则是借用了言语解释这种方式实现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对目前为何特别重视反移情开放的问题就可以理解了，它反映了经典的“释义”模式和“关系模式”的相互融合.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反移情开放如何做好，比如开放什么?如何开放?什么时机开放等?那将会把释义的机制和关系的机制共同调动起来。就开放的内容而言，许多人认为只能是有选择性的开放，Heimann就明确地讲她从不开放其隐私.我同意这样的观点，那些与病人有关的可以列在开放的选择之中，而无关的隐私则不列在其中。至于什么时候开放和如何开放并没有定式，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不要给病人带来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