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的面积较之旧居整整大了三分之一，但书屋却比原来的要小。开发商根据现代人居住的习惯，将较大的空间让给了客厅，再除去占有很大水份的公摊面积，留给房间、书屋的面积就所剩不多了。

一天中将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书屋度过，在电脑和书柜前度过，书屋对于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间书屋成正方形，大约十六平米，切去进门的过道，余下就看我如何设计了。这是一间靠北边的屋子，在最需要阳光的季节，休想有一丝阳光漏进来，好在宽大的双层玻璃的窗户，有很大的一片天空映入我的视线，书屋里还是不缺明亮的。

迎门是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柜，漆成白色，镶上玻璃，看上去较为大气。只是面积要比旧居的书柜稍小。知道搬家时，书是最难搬的东西，早在去年十月，就零星地将一些书填进这只白色的书柜。原本不打算带过来的一只活动书架最后还是带过来了。一大、一小；一柜、一架，塞得满满当当了，仍有相当多的一些书被堆在旧居的书屋里。不得不将一些可留可不留的书当作废品卖了。真舍不得啊，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就订的“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好几百本。于是一本一本地挑选，然后闭着眼，将觉得可以弃之的狠狠地扔到一边，就像一个只求生存的父母为了其他的孩子，不得不扔掉其中的一个，内心的痛楚是明显的。我这才知道，这些年，我究竟积攒了多少书。这些书，大部分是文学的，外国的占多数。我是读着《包法利夫人》、《羊脂球》、《93年》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大仲马进入文学的。我永远都记得我的中学老师徐明生当年说的话：“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作家，都是在外国文学的大染缸中泡大的。”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就不能不浸润到外国文学中去。我的早期作品，有相当多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这是无须遮掩的。

在所有的书中，佛教方面的约占四分之一。各种版本的佛经：线装的、钉装的；精美的、残破的；大师们的论疏、文抄、佛教史方面的等等，最宝贵的是延续法师临去新加坡前赠送我的一套台湾版的《禅学大成》，厚厚六大本，差不多就是一部完整的传灯录了。很多年前，在九华山遇到一位台湾居士，他表示要赠我一套大藏经（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诚意）。当时正是那个事件之后，我心有余悸，立即就婉拒了他的好意。可以说得出去的理由是我当时还住在一套不到六十平米的房子里，我知道我的陋室完全不能容纳这样无论是内容还是数量上都宏大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法宝。我总幻想着，什么时候能有一间宽大的书房，宽大到能摆下一排长长的书架，甚至能将一整套大藏经供奉其中。人的私欲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时候，当初我站在一架旧式五斗橱上写小说时，那时的愿望就是有一张三尺书桌，一把不太硬的椅子就是幸福了。

书柜中不少是朋友或业余作者们赠送的作品。这次搬家，一部分我寄给求知欲正浓的一个年轻人，一部分仍然保留了，如甲乙的《通往河流的门》、余世磊的《家住山中》、汪军的《我在皖江的日子》以及张建初的《老安庆》等。我珍藏着朋友们的书籍，也珍藏着对他们的友情和尊重。当然，还有自己的几本著作，只是，它们被放在一个极不显眼处。

女儿的一张小床最后还是搬过来了。这张小床就放在书房的一侧，供我偶尔的休息或客人来时居住。这张小床的床头就是一只两层柜子，过去女儿曾将她的小玩艺摆得琳琅满目，现在，就都塞满书了。对于这些摆在床头的书，我作了精心的挑选：《唐宋诗词鉴赏》、《资治通鉴》、《古文观止》、《赵朴初韵文集》、《佛教文化》、《老子》、《庄子》以及皖老的一些珍贵的照片。我相信，枕着这些温暖的书籍（以及皖老的照片）睡觉，就不会作恶梦了。

书屋中最昂贵的物件是一张宽大的红木雕花书桌以及一把仿古椅子。去年十一月与几位法师一同去澳门，路过广东中山的大涌镇，一个镇都是在做红木家具，看得人眼花缭乱。法师们各自为他们的寺庙订购了一些红木家具，在他们的鼓捣下，我一咬牙，花八千元订购了这两样东西。我知道书桌对于读书人的重要，在这上面花大钱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有了这件红木书桌，书屋就显得几分华贵了。又在一个缝隙按照尺寸严丝合缝地塞进一张电脑台，这样，这间有些华贵的书屋剩下的空间已经很少了。但是，再也没有旧居楼下的那种二十四小时的车喧马叫，再也不会从窗户的缝隙中时时透进来令人索索发抖的寒风，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前，感觉真的不错。

想着这些年的奋斗，什么都没有攒下，就只有这套房子以及这一屋的书籍了。这一切，或许就是对我勤劳人生的一种褒赏。我没有什么大志向，也没有什么大本领，看着这一屋子的书，回溯这些年所走过的道路，自己总算是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