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闹的香港留给我的，或许就只有这一尊李小龙的雕像了

澳门活动的最后一天下午，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健钊长老邀请大家去澳门佛教总会所在地菩提禅院参观。

汽车驶过澳门跨海大桥，很快进入氹仔島。澳門是由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組成。佛教总会所在地即在

    11月1日，一行五人由合肥乘机,一小时三十分后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早有车在机场外迎候，于是，沿广珠高速，向珠海方向。途中在中山稍作停留喝茶，傍晚时到达珠海。珠海市人大副主任陈先生在一家酒店宴请我们。席中有僧三四人，实行一桌两制。坐在我旁边的正是一位熟悉的僧人，因此，当主人不断将一些珍贵的海鲜挟到我盘中时，我感到极不自在，也觉得是对在席僧人的极不尊重，但看其他人都享用正常，也就释然。只是，广东的菜并不对我的胃口，相反，一些素菜却做得极为精致。

    晚饭后宿国泰酒店，试着给正在珠海的昔日同事张君打了电话，当时夜已晚，但他立即就驱车来到我下榻的酒店。张君邀去喝茶，我告诉我，我是一个苦命人，晚上根本不敢喝茶，我提议去海边散步。他把车泊在酒店院内，我们沿着大街一直走到海边。这正是珠海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海风轻轻拂动，空气十分新鲜，夹杂有淡淡的海腥气。三十多年前，我们参加安徽省第二届青年作家会议相识，当时尚是大学生的他以一部《东埂纪事》让安徽文坛记住了他。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那是一部不错的小说。后来我们成为同事，而且是同在一个部共事十多年。十四年前，他离开安庆来

    几天前就有铜陵友人用短信告诉我，央视“走遍中国”栏目将于某日晚播放铜陵和悦洲的内容。我记住了，但到了时候，却忘记了。17日晚，我接到两则短信，一则是商业信息，并祝我生日快乐（这一天并不是我的生日），一则是我的学生鲁生发来的，告诉我央视四套正在播放的内容。

    和悦洲，在一个个熟悉面孔的叙述中向我走来。我于是再一次看到那一处处已成废墟的房屋，看到那苍凉背后所发生的一幕幕令人感叹的故事和一个个熟悉的故人。

    最近的一次去和悦洲，是去年冬季。和悦洲人郭希之带着他的助手拿着小型摄像机正在拍他的电视节目。郭希之在这条街道上长大，后来去了深圳，从事电视节目制作。几年前，他表现和悦洲的纪录片《渡口》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大奖，可惜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个节目。现在，郭希之再次回到这条已成废墟的街道上，他希望能用十年时间拍一部关于和悦洲历史和文化的纪录片。郭希之是坚韧的，和悦洲也的确值得一个人用很长的时间去注视它，去解析它的历史和现在。

    张国平也是一位电视节目制作人，他曾经两次陪我回到故乡。国平的家是在清字巷附近的一

     刚把手中的货发出去，就接到开发区新上任的书记王俊科的电话。他是我的老领导，几年前在报社担任书记时，对我们几人极其关照，他主持的报社党委会曾作出决议，天鸿、卫东及我三人可以不坐班，可以不签到，可以不参加一般的会议，他明确说，我们三人是报社的招牌，是“社宝”——他的爱才之心，是现在的许多领导少有的。后来他去财政局当局长，对我也多有支持。因为是老领导，他来电话语气一点也不含糊，直接就说：“我刚到开发区，你不支持我啊？”原来他要拍一个电视专题片，请了安徽卫视的人，但却非指定要我撰稿。我说：“您找我做事，我哪还敢说个不字？”

    说好这两天就去青阳爬山的，只好往后挪了。

    上午开发区新闻中心的小王开车来接我，他领着我参观了四家工厂，都是国内顶尖的大企业，生产的产品直接运往日本、美国及南非等国，订单已签到2012年。在一家海洋船用柴油机厂，闻着机油的气味，感到特别亲切，似乎又回到三十多年前。我指着一台台机床说，那是龙门刨，那是铣床，那是磨床。领我们参观的领导奇怪了，说黄老师你怎么会熟悉这些机器？我告诉他，三十多年前，我曾在一家柴

完成了《梁武帝》最后一遍修改，合上笔记本，我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虽然已是深夜，但我却没有一丝睡意，我悄悄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半杯葡萄酒，我要为自己庆祝一下。我来到阳台上，当时的月亮正是一年中最圆的时候，对着满天清辉，我举起了那半杯葡萄酒，慢慢地品尝着，惬意无比。城市的夜，永远都是在骚动之中，楼下马路上的车来来往往，即使是在这样的深夜，人们都还在忙碌着，我也在忙碌着，只是各有不同的内容。我知道，我又完成了一部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的著作，现在，我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这天晚上，武帝又在恶梦中度过一个可怕的夜晚。

进入晚境以来，武帝总是不断地作着各种梦，这些梦有吉有恶。尽管他知道佛经上说一切梦境都不过是“颠倒梦想”，但是，他却总是禁不住对那些梦特别在意，很多时候，他就是凭着那些颠倒之梦来判断朝廷事务和未来祸福的。梦境一次次破灭，希望一次次渺茫，但他还是期待着这些梦，就像期待着他的那些让他一次次失望的儿侄一样。

这天晚上走进他梦中的是他的妻子郗氏。郗氏是那么年轻，她梳着

     老家大通的房屋，直到现在仍保存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格局，中间一条长长的石板路，两边一色徽派建筑的房子，两层楼，楼上居家，楼下店铺。虽然一次次大水，有些房屋在长达近一个世纪中经过无数次改造，但直到现在，那些房屋看上去依然结实。

    等我们举家迁到大通后，那些老房子多半已不再属于原来的店家，为了适应越来越膨胀的人口，每间老房子里都住进去少则二三家，多则六七家。好在那些老房子有足够多的房间，每间屋子都像长长的火车箱，从前街一直延伸到后街的慈塘湖。那时候，我的家就居住在上街头李家大屋临街的一间房子里。直到现在，遇到老大通的人问到我当时的家在哪里，我就会说：“老桥口下，俱乐部隔壁。”

    我们住的这间房子只有三户人家，户主是一个姓李的孤佬，另外一家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姓高，在镇上的邮电所做话务员，女的姓朱，镇上豆腐店会计。这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小夫妻，首先因为他们是双职工，家庭收入不算太高，但相比起其他人家，是相当不错的，更重要的，小高念过高中，又喜欢舞文弄墨，被镇上人称作“高秀才”，妻子小朱在街道业余剧团里唱旦角。整个夏天

    好久没去办公室了，下午振强来电话让去拿奖金。举着几张钞票，我说这对于我是有纪念意义的，因为这是报社对我最后的赏赐。老杨纠正说，现在拿的是八月份的，我的退休时间是在十月，下个月拿的才是最后的奖金。振强说，到时候我们要请你吃一次饭。我告诉他们，亚锋总编已说过要请我吃饭，到时候就一起了。

    丁巍主任过来问我，黄主任你的“复彩观察”什么时候再开始啊，读者期待着呢。我说，哪有什么期待，是你们抬举我。我说等十月以后吧，我手头的书出版社在催着要，限定十月二十号前必须交完整的书稿，因为要赶明年元月的书市，可我还有十多万字要写。这本书虽然准备很多年了，仅资料书就买了十多本，去年十一月在太湖花亭湖开篇，但却一直提不起兴致来，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想想那一年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红兜肚》三十万字初稿，我知道我的才力、精力和写作激情都已是今非昔比，但总还在写着，写作成了一种习惯，好象一个人去走一条长长的路，走到最后，就再也管不住自己那双腿，至于能走到哪里，倒并不重要了。

    明年打死我也不再写任何书了，花甲之年，还写什么鬼东西呢？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