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据说，当阎连科的朋友读完阎连科长篇新作《风雅颂》书稿后，就是这样评价的。阎连科自己当然不这样认为，他回答说“不，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对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常常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

我以为，无论是阎连科的朋友还是阎连科自己，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或者说，阎连科在写这篇“创作随感”时，并没有完全说真话，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那么，阎连科为什么要借用中国文人历来惯用手法来诠释自己的这部新作呢，只有一种解释，面对我们所知道所能接受的阅读环境，作家有意虚晃一枪，以掩盖这部长篇小说令人发痛的社会关注。

阎连科被认为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他的小说总是以变形的手法描写一些变形的人物或变形的生活。如果一定要用真实来要求阎连科的小说，无论是阎连科小说中的人还是场景，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存在，如《受活》中那个鲜为人知的叫受活的村庄，如《丁庄梦》中那个孩子诠释社会的长长的梦境，如这部小说中如同上世纪初一般落后的耙耧村以及主人翁杨科的那种令人发笑的迂腐。然而，正如人们读毕家索的画，读出的都是最最现实中的人，最最现实的人生，读阎连科的小说，得到的同样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现实，作家通过扭曲的人性，变态的象形社会，表达一种痛彻肺腑的人文关注。

阎连科的小说我读得不多，但每一部都让人震憾，每一部都让人有着一种揪心的疼痛。《风雅颂》讲述京都清燕大学副教授杨科为了总也评不上的正高，不得不去完成一部伟大的学术著作《风雅之颂》，结果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然而当他终于提着几大块砖头厚的书稿兴致勃勃地回到家时，却看到妻子与副校长赤条条睡在自己的床上。这或许仅只是开始，在被通俗左右的出版界，他费多年心血写就的学术专著注定不能出版；一个深夜，他阴错阳差，加入学生抗击风沙的游行而成为国内外名人，终于又被“维护大局”的校领导们集体签字，将他送到一所精神病院“暂避风头”；逃出精神病院的杨科决定去故乡耙耧村找他初恋的情人，但初恋情人却因为委身于一个小老板而身染痼疾……

从世俗的眼光看来，杨科的确是一个非正常的人。撞上妻子与情人的偷情，尴尬万分的他觉得错不在妻子，而在自己，在于自己没有事先打个电话回来。他迂腐，完全不理解当前的社会，以至于当全社会都在追求通俗时，他却深陷于他高雅的学术梦想里。他醉心于天堂街的灯红酒绿，每天执着地进出于一家家色情场所，一把把地掏出自己的钞票，却连那些姑娘手指头也不肯摸一下，反而不厌其烦地劝说那些最年轻的姑娘，让她们离开这肮脏地方，另找正当的活路。他执着，只认同于自己的价值追求，永远生活在虚妄的“风雅倾”中。这样一个不认同于现实，却孤魂般飘零于世俗之外的知识分子，其结局是必然的。

一个变异的社会，让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异。在杨科所任教的京城最好的大学里，中国最优秀的学子们宁可打破头地挤在一间大教室里听一堂关于女明星私生活的讲座，却对杨科教授关于“风雅颂”的纯学术不屑一顾。而在那座精神病院里，乃至在肉色浮华的天堂街，杨科却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物。在这里，正常的变得不正常，而不正常却一切顺理成章。于是，杨科在这样的环境里越走越远，性格也一步步变异。

小说结局，杨科因爱上初恋情人的女儿，以至在那个女孩的新婚之夜掐死新郎，领着天堂街的一批小姐以及与他一般的迂腐学者，逃往并不存在的“诗经古城”……

《风雅颂》是荒诞的，也是现实的，读完这部小说，我们明明看见，阎连科的这口恶痰究竟吐在了哪里。阎连科岂止是“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透过阎连科这一系列荒诞的生活描写，我们难道不是真切地看到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熟悉，并亲身参与制造的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荒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