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爷死了，我和小妹夫妇一同前去参加他的葬礼。

五爷是父亲一辈中最小的兄弟，随着五爷的逝世，父亲那一辈就在那一时节整个地划上了句号。

我们赶在五爷收殓前的那一刻来到现场，由于病了很久，五爷原本高大的身子此刻已瑟缩成硬纸一般贴在床板上。在一阵又一阵鞭炮声中，两位殓尸工将五爷的遗体用丝绵层层包裹，然后再用一条条布带紧紧裹扎，就像裹扎一堆货物；接着，他们又在五爷的身上穿上一件宽大的红袍，将五爷打扮得就像一个怪物。据说这是乡间最隆重的装殓，但我此刻却忽然想到人权主义者所说的“遗体的尊严”。就这一刻，我觉得死去的五爷是没有尊严的。我不忍再听两位堂弟媳歌唱般的哭泣，走出门外。对着五爷生前住过的那间随时坍塌的老屋，我在心里问，这个死去的老人，他的生前有过尊严吗？

五爷是祖父母最小的儿子，与他的几个兄长不同，五爷自幼受到祖父母的疼爱。做私塾先生的祖父每次出门，都要带着他最小的儿子，五爷因此也就成了他们弟兄五个中唯一的知识分子。祖父过世时，我尚年幼，我对祖父没半点印象，但我从五爷身上，似乎领略到那个乡间塾师的刻板和老化。五爷能写一手漂亮的字，甚至能写五言或七律，但这些对于他似乎毫无用场。据说五爷年轻时曾在大通警署当过差，但最终还是因为人太老实本份，回到乡间。我对五爷最初的印象是那一年发大水，五爷头上顶着鞋子，淌着齐腰深的浑水来到大通向我们求援。大水淹没了所有的稻田，原本难熬的日子里又新添丁，他来大通，是要把最小的儿子卖给别人。母亲阻止了他的企图，并且一家家替他要来童鞋和衣物。五爷离我们居住的大通不过十五华里路程，平常的日子，他不会轻易造访我家。原因是每次来，父亲总是冷眼相对，不是责他衣服穿得太破，就是责他没有把家持好。后来因为老家里的那间祖屋，五爷与父亲几乎翻目，很多年没有来往。直到父亲临终前，五爷来了，老弟兄俩四手相握，生离死别，那情景能令最冷硬的人潸然泪下。

五爷一辈子生活在乡下，很少出门。二十多年前，我曾带五爷去老家给祖父母上坟，因交通不便，当夜我们住在枞阳县委招待所里。那天晚上，当喝了几两酒的五爷从热气腾腾的浴缸里爬起来时，竟然感慨地说，这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我有了这一回，死也足了。五爷的感慨让我徒生一种莫名伤感，将汗水一把把洒在黑土地上，却对幸福有着太过简单的理解，哪怕一丁点快乐，就能让他感恩知足，这就是我的五爷，我的农民五爷的一生，难道不正是中国几亿农民的真实写照吗？

二十多前年，五娘逝世，五爷也老了。不能再下田耕作，只好由两位堂弟每家一月轮流供饭。因不习惯看堂弟媳的冷脸，五爷要求单过，经族人调解，五爷住到一间草屋里。那一年我去看他，当看到五爷在狭小的屋子里挤着被呛人的烟雾流出来的泪水烧饭时，一种悲怆油然而生，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两个堂弟叫来狠狠地训上一顿，并责令他们限时日为那眼土灶砌一管烟囱。

中国的农民倾其一生的努力是要盖一间像样的房子，当一个父亲好不容易为儿辈建起一栋新居时，老人们就自动住到原先的草屋中。儿子又有了儿子，随着儿子的儿子的长大，儿子们也必得效法老人，为他的儿子盖起更好的楼房，于是，那第二代的儿子同样效法父辈，自动住到父亲为他做的老屋里。这些年，我曾不止一次去我下放的乡村看望当初照顾过我的老乡，无须问人，绕过一栋栋新居，只管往最破旧的房屋，就一定能找到我要找的老人。五爷住的老屋与他孙子那栋漂亮的小楼相隔不过二十米，老屋的破旧与新楼的堂皇如此醒目，不能不让人为中国农民那根深蒂固的“水往下流”的传统观念发出徒然的悲叹。

五爷曾两次来安庆我家，第二次来时，五爷误闯进邻居的家，正在吃饭的邻居一家竟当他是个要饭的老人。怪不得邻居，五爷当时的样子的确狼狈，他手里提着一只蛇皮袋，内装他在村里买来的几十枚鸡蛋，由于路途颠簸，其中的一些鸡蛋碎了，粘稠的蛋清从蛇皮袋中渗出，一路滴来，滴在我居住的楼道上。五爷一进门就说，我最后一次来你家了。五爷果然是最后一次来了，五年后的今天，五爷去了，再也不能出门，再也不能来看我们了。那一次五爷在我家住了半个多月，临走前他写了一首诗，叙述自己悲苦的命运。我把这首诗录下寄给我的堂弟，希望堂弟在看完这诗后有所感悟。

五爷逝世的前半个月，我带着母亲以及妻子、小妹等一同前去看他。据说五爷并没有大病，只是去年腊月里摔了一跤，再也不能动弹。因久卧病床，五爷的下肢因褥疮而糜烂，虽然洞开着窗户，但老屋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见到我们，五爷顽强地说：“我没有病，我一天还能吃一大碗饭呢。”但我知道，就像一句老话所说的，五爷的儿子们都希望他早一点死去。走出老屋，我也在心里发一种祈愿，祈愿他早日结束这动物一般的生命。

直到棺材盖上，我始终没有看到五爷的脸，我不知道他临死前到底是怎样的表情，但我却希望，五爷在那一刻是安然的，就像我半个月前所祈愿的那样，死，对于他这样的老人，也许才是真正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