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那边院子里犯人们成群结队地从一处走出来，已是下班时间，犯人们拿着碗涌向一处。贴近这边的绿化带上，有几只灰色的鸟在假山上跳来跳去。窗玻璃关着，听不到从那边传来的一点声音，当然也听不到鸟儿的叫声，感觉院子那边的一切就像一个屏闭了声音的电视画面。阳光，花园，欢跳的鸟儿，还有自由行走的人们，真的无法想象这儿是一所监狱。我们继续交谈着，就像在一个简易的茶馆里，只可惜没有喷香的咖啡或是铁观音茶。有一二个狱警从走廊走过，一位女警看了看我说，好象在电视上见过你，想不起来了。我笑着回答她：可能吧。

担任厨师的犯人在那边向我们示意，菜已经做好，可以吃饭了。

我们把一菜一汤端到桌上，另三样由那位厨师打成包，好让S带回监房。

我舀了一匙鱼头汤，腥得我差一点就吐了出来。鱼汤呈牛奶色，本色倒是本色，可就是除了腥，没有任何味道。另一盘是炒三鲜，我碰都没碰。我给S舀了一碗鱼头汤，我让S多吃点，好增加营养。我端着一小碗米饭，想着妻子平时做的素洁的蔬菜，我无法把碗里饭咽下喉去。

我们说到他的妹妹，一个高大而爽直的女人。我们曾是小学的同学，后来，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他妹妹休学了。过了几年，她妹妹又成了我妹妹的同学。而我哥哥又曾经与S有过几年的同学关系。他问到我年迈的母亲，我告诉他，母亲在安庆，马上就九十三了，与我们住在一起，身体康健。他别过头去，这一刻，我在他眼里发现盈盈的泪光，或许他想到自己逝去的母亲，甚至，他又顺着一种意识之流，想到他刚生下来不久就永远消失了的父亲吧。他说，他写过一些文章，分别投到法制日报、《恋爱婚姻家庭》和《知音》，结果都有去无回。我让他以后把文章寄到我那里，我尽量替他推荐。但我告诉他，现在的杂志都走市场，特别注重可读性，而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党报，都是非常小心的。他说，他想写一个关于三十年代和悦洲的小说，他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初稿。

我再次把话题引到他三十年来的经历上。

南下广州，S所带去的一桩信息果然吸引了众多的商家，然而多是一些马仔们开的皮包公司，大家你骗来，我骗去，骗到最后，总会遇到一个冤大头。S当然不敢把他的项目交给那些广州马仔。那期间，他往返于安徽与广州之间。知青商贸公司他仍然是法人，但商贸公司新的经营者抱着计划经济的大腿，生意带做不做，对一切前来的客商带理不理。再加上镇上那些遗老遗少们的挤兑，知青商贸公司的生意这时已是每况愈下。

整整两三年时间里，广州那边没有做成一桩业务，那些马仔们把S的项目炒来炒去，可没有一家真的愿意与他签订一份有效合同。直到第四年，S遇到一个高官的公子。这位公子在广州的官不大，但其能量却相当惊人。公子是做外贸的，他看上了S的项目。公子终于与S坐到一张谈判桌上。那天，拿到墨迹未干的合同，S立即就给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这是S南下广州四年来唯一的一份合同，如果生意做成，仅此一笔，S就能拿到四百多万元，有了这四百万元，再回到家乡还愁什么事不能做成？

S与公子的这笔生意最终遭到进出口公司的干扰，进出口公司不甘心别人在他们的脖子底下抢饭吃。占着体制的绝对优势，进出口公司大笔一挥，就把S早先联系好的资源卡死了，那份合同就只好静静地躺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等着虫蛀蚊咬。

安徽那边，不断有消息传到广州，这些消息真真假假，每一个都令他心绪不宁，甚至有忠告说，小心后院起火啊，弄不好，你家里会有一曲鸠占鹊巢的悲剧。同样的风言风语传到镇上，传到S妻子徐的耳里。广州那样的花花世界，以S这样的生意人，他是不惹腥的猫吗？据说S在那边早就另有一房女人，甚至有人说，看到S与一个年轻的女人手挽着手在广州的大街上招摇而过，而那个女人分明已是几个月的身孕。而就在这时，镇上知青商贸公司因为欠下大笔货款，被人告上法庭。作为法人代表，S不得不火速回到镇上，以料理这边危机四伏的家业和事业。

打官司，赔钱，家庭纠纷，流言蜚语，面对幸灾乐祸，S的情绪跌到了低谷。而最让他痛心的是，一对患难夫妻，相互猜忌，争吵不断，终于分道扬镳。S说，那段时间里，真正感到人世的不测，人心的不轨，然而有一种信念让他挺直了身子，他必须走下去，走出低谷，重新开创一片新天地。那个古老的镇子似乎再也容不下他这样的角色，家，更是呆不住了。情不存，义尚在，S将家业留给徐，自己净身出户，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

这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广州女人，是这个叫郑志英的女人，帮他在绝境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