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第一天，我应邀去我的家乡大通镇参加新的移民建镇开镇典礼。

由于越来越频繁的洪水的肆虐，有着百年历史的老镇不得不逐渐被人们遗弃，于是，从人民的实际利益出发，中央财政拨出一大笔专款，决定在老镇附近的山头上重新建出一个新镇。由于上游和下游两条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位于两条重要交通枢扭中的新镇无疑将成为投资者新的热点，因此，新镇的规模完全按照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标准来规划和设计。

面对那一栋栋别具一格的别墅，面对那小区内设施完备的网球场和游泳池，从上个世纪走过来的大通人或许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渐近衰落的老镇竟然会有今天。然而，当我再次踏上那条古老的石板路，当我看到留下我无数生活记忆的老屋在寒风中摇摇欲坠时，我心中突然涌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我的大部分幼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那个小镇上度过的。那是曾经给了我及我的家庭许多屈辱和痛苦的地方。我曾经发誓，将来有一天我能离开这个镇子，我将永远不再回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发现我对那里曾经有过的生活竟然有着越来越难以割舍的情愫。这不仅因为那里曾留下我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是我生命的一个真实的过程，更记录着令人回味不尽的苦涩而温馨的家庭亲情。

我现在明白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一辈子都在写那座也许并不存在的小镇马孔多了，马孔多，一定寄托着马尔克斯太多的思乡情结，寄托着马尔克斯对这个拉丁美洲小镇太多的希望和太多的失落。

但是，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一个又一个马尔克斯经过幻化而加工了的“马孔多”，而占据我写作中大部分内容的故乡散文几乎就是那个小镇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当一个百年小镇将从中国的版图上永远消失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必要用我的文字记录下那个小镇曾经发生的一切，写出小镇特有的风土人情和民俗画卷，写出小镇各类如我的父亲母亲一样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命运、职业、生活习性，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有着近乎神话般的民间色彩，但是，他们就曾是那样生活的。无论是说书的瞎子还是替人做媒的麻大姑，无论是打火更的小友子还是像我父亲一样的手艺人，都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个性色彩。对于这些过时的人物，我现在一想起来就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而小镇对外界特有的敏感——无论是深夜而起的火钟声还是对或许并不存在的有关驴子狼威胁的恐惧——无不构成我对那个小镇特有的人情世相的深刻认识，其中所蕴含着的象征意义，从另一个方面加深我对整个中国那一段复杂历史的理解和思考。

记忆，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基本条件，作家的作品，无不经过作家记忆的过滤。这其中必然带有作家自己特有的生活阅历、人生经验、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而我有关幼时记忆中的那些散文无一例外地带有我对这个世界原生状态的孤独思考。孤独不是避世，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就像美国人梭罗一样，看似孤独的瓦尔登湖，但你从梭罗的叙述中一点也看不出人格的孤独。而越是在这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越是在熙熙攘攘的都市大街，越是需要一种独立的思考和独立的人格精神的。于是，沉入漂泊的记忆，徜徉于山野田垅，你或许真的找回了一些失落掉的东西，就像打开了一只尘封已久的箱笼，有时竟真会意外地发现了被自己遗落的珍宝。这些年来，我一直是致力于小说的创作，我也一直以为，最能表现一个作家才思和实力的应该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虽然迄今我已写了为数不少的小说，但是，应当承认的是，我一直没有写出一部令自己满意的小说。

    直到前年，我终于完成了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红兜肚》，我也似乎完成了一个久有的愿望，然而，这部小说的出版并没有给我带来预想中的快乐和满足，相反，却让我有着太多的遗憾，有着太多的思索。

    我的工作，决定了我无法占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去进行较大的小说体裁的写作，尤其是长篇巨著。在繁忙的编务之余，选择散文写作也许是合乎时宜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今后不再在小说领域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至于散文，我还是会不断地写下去的，好在我没有给自己制定什么标准。就像人生一样，辉煌与否，往往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用一句佛教禅宗中的偈句，那就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我想这是合乎我现在的这种心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