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近三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又在一家农机厂浑浑噩噩地干了七八年，感觉自己已经很老了。这时，就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一开始谁也没怎么注意到这被阻隔了十几年的消息，是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几个不甘沉沦的青年工人聚集在一起，终于禁不住地谈起了这个话题。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一股电光石火，突然间划亮了这些青年人沉寂了多年的心灯，于是，大家开始兴奋起来，动作起来。

我记得，这一天距久违的高考只有17天的时间。谁都知道，这是继1966年全国停止高考以来，国家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

      当天晚上谈论高考的青年中有几个热情很快就冷却了。所幸的是我当时是在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科室。科室里的那些“臭老九”们听说我要参加高考，全都对我热情鼓励。他们主动地表示愿意当我的高考辅导老师，并为我找来各种中学课本。我很快放弃了数学和外语，离开学校十几年后，当我再捧起这两样东西时，感觉就像是捧着一本天书。根据自己的情况，我给自己定下了文科，主攻历史和地理。我们的科长听说我要去考大学，便找我谈话说，我好不容易把你从车间调到科室里，你为什么要走呢？我说我只是考着玩玩，我肯定是考不取的。但我承认我没有说实话，那段日子里，我的心里无端地升起一股热望，我凭空觉得，我一定能离开这座工厂，从此结束当工人的历史。科长见我决心已定，接着又透给我一个信息：厂里马上要实行奖金制了，干得好，一个月能有十元奖金。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因为我当时的工资总共才有三十六元半。但科室里的那些“臭老九”们当即暗示我说，别只看眼前的利益，要把眼光放远些。

我住在一个十分矮小的工房里，我的邻居是一个夫妻分居两地的老工人。对于他来说，打发每天晚上寂寞的最好办法就是扑克。每天晚上，我总是被拍桌子和各种调牌的喝叫声弄得心惊肉跳。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同他大吵了一架。结局似乎更坏，他的理由是，我在自己的家里打扑克碍着你什么了？（去年，有当年工友传来他死在一张牌桌上的噩耗，我在这里为他祈祷，但愿他在天之灵安息。）我不得不躲到路灯下，借着昏暗的灯光，一页一页地做着题目。科室里的“臭老九”们给了我更大的方便，他们把我的工作全包了。而我的科长也容忍了我大白天躲在家里看书的错误行径。为了寻找一丝宁静，一大早我就夹着书本来到住处附近的一座古老的石桥下，对着冰凉的河水，沉浸在另一片世界里。我开始知道阿根廷的首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知道了鸦片战争是怎样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一步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读着这陌生的课本，沉睡在心间几十年的文学之梦也开始苏醒。我自幼热爱文学，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会写出比《静静的顿河》更为浩瀚的大部头来。

就这样，我几乎是在半是清醒，半是昏诞的情境中度过了17天的高考预备期。那一天，我终于同无数怀着梦想的年轻人走进了高考，走进了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日子。第一堂语文我感觉良好，然而接下来的几项却让我云里雾里。所有17天的准备，几乎都没有派上用场，面对那一张不知所云的考卷，我几次都想像张铁生一样写上几句豪迈的话，然后愤然退场。我知道我是砸了，然而当我把最后一张考卷交出去的时候，那个头发花白的监考老师却悄悄地对我说，这个考场五十多人，只有你最有把握。我认为他是在安慰我，我回家大睡了一觉，第二天什么事也没有一样回到厂里上班。

过了一个多月，是在我几乎忘了那场该死的高考之后，我的科长却把一纸入学通知书递到我的手里。然而却是刚刚创建的池州师范专科学校。那个监考老师的话没有错，面对集中了十几年高考饥荒的考生，那一年高考的录取率就是50:1。正当我拿着那份尴尬的录取通知书不知所以的时候，科室里的那些“臭老九”们又鼓励我说，别犹豫，有书读总比没书读好，只要是一粒饱满的种子，播到哪里都会发芽。

就这样，我告别工作了八年的工厂，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臭老九”们，来到近在咫尺的池州师范专科学校。一年之后，科室里的“臭老九”们全都考走了，不过他们考的是研究生。直到今天，我和他们中间的几位仍然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我依然不忘记他们当初对我的鼓励，我想，如果不是那一年的高考，如果不是那些“臭老九”们的鼓励，我也许早就随着那个工厂的衰落而下岗了。时至今日，我并没有写出《静静的顿河》那样的著作，我也不认为我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知识改变了我，知识让我的思维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当我偶尔回到那个工厂，站在工厂的废墟前回顾往事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被我见证过的中国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想起三十年前的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