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一位北京朋友在电话中告诉我说，他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我的某篇作品的评论文章，作者名叫晏弘。

   放下电话，我立即开始了网上搜索，果然看到了那篇评论文章。难得作者还保存着一九九五年的人民文学。那个中篇很一般，只是撞到太湖籍的老编辑赵国青的手里，所以就发了。与此同时，我忽然觉得晏弘这名字很熟悉呢，却又一时想不起来。随即按照“晏弘博客”上留的邮箱，给他发去一信，问及他这些年来的情况，却遮掩了根本对不上号的窘况。过了几天，果然收到他的来信，这才想起很多年前谋过一面的一个太湖青年。

    那一年我到太湖开会，会议间隙，三祖寺的住持弘行法师拉着我一同去一个叫龙山宫的小庙谈事。弘行是太湖的佛教领袖，他去龙山宫，是为了工作，我则是干傻地陪坐在一旁。终于不耐烦他们没完没了地谈一件事情，便独自到寺外的公路上闲逛，这时就看到余世磊与另一个青年迎面走来。余世磊介绍说，这就是陈焱红。此前陈焱红已给我写过一些文章，只是一直不曾见面。相见之下，感觉就像他的文章一样，很清秀，也很朴实的一个青年，就这样认识了。

    那一阵余世磊和陈焱红来的稿子都多起来，这些稿子我都舍不得丢了，又考虑到不好发同一作者的稿子太多，便想着给他们另换一个笔名。于是自作主张，把余世磊的笔名改作“石磊”，把陈焱红的笔名改作“ 晏弘”。后来余世磊说，晏弘这名字就像一个出家人的名字。余世磊说得不错，我在替陈焱红改笔名的时候，一定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弘一法师。没想到这名字却被他接受了，而且一直用到现在。可见他对我的尊重。

   很高兴与晏弘重新联系上了。他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清秀的青年了，这些年里他为生计辗转南北，摔了不少跟头，吃了不少苦头，当然也长了不少见识。难得的是他一直热爱着文学，在这个文学被人不当回事的年头，我忽然觉得同晏弘的重新认识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2006年元旦，我到合肥参加外甥的婚礼，便中给晏弘打了电话。我们约好在一家超市门口见面。那天下着小雨，我站在超市门口，努力想着那一年在太湖龙山宫外的公路上见到陈焱红的情景，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见面后是否还能认出，毕竟十几年过去了啊。

   过了一会儿，一个瘦瘦的人走到我的面前，并且叫了我一声：“黄老师。”果然与当年在龙山宫外见到的陈焱红相去甚远，竟至于陌生得很。但我知道，这就是晏弘，一个依然热爱着文学的晏弘，从这一点来说，我和晏弘似乎并没有间隔十几年的岁月。

   那天晚上，晏弘在一家饭店宴请我，并且约了几位太湖籍的老乡，其中有两位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晏弘的良苦用心，知道我的长篇小说《地主》刚刚完稿，他在为我的这个孩子寻找主家。那天的晚上我们谈了很多从前的事情，酒似乎也喝得不少。由此就想，有些人天天相处，却陌生得像是路人，而有些人虽然与你关山阻隔，却熟悉得就像是兄弟。我与晏弘虽然只见过一面，但文学这东西却像是一根扯不断的丝线，将我们一直紧紧地连结在一起。这也许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