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文学总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一种悖论，你看看卡夫卡、托马斯-曼，还有迪伦马特、加缪，他们的作品都提供了一种悖论。叶廷芳老师说。

这时我们走在海滩上，天穹上星光灿烂，耀眼的星星在向我们调皮地眨巴着眼，仿佛距离我们很近，近到了仿佛可以触手可及，那一轮弯月，像极了孩子心目中的童话世界，弯弯得像一勾闪着清冷寒光的鎌刀，好久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夜空了，记忆中，还是在我的童年时代，每当夏节，热得受不了，就将家里的凉床搬到星空下，仰身躺着，望着满天的星斗，想象着油然而生的一个个童话故事，现在想起，竟觉得那其实是我虚幻出来的一个不真实的往昔———我有过那样的一个童年时代吗，我的那个纯真的童年，一尘不染的童年？心里便有了许多的苍茫般的感叹了。

这个世界是不可解的，其实就是在说世界充满了暧昧，我说。

许多同行的朋友们在海边嬉戏着，还有一些女孩在星夜中伸出两个手指快乐地拍着照片，闪光灯在一刹那间照亮了海滩，很快又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大海就在不远处发出阵阵的涛声，有如一首雄浑的乐曲，极目处，在大海的远方，能见到一片反射出的光亮，我知道，那是当地的渔夫在近海捕鱼，那个灯光是从他们捕鱼的船上散发出的。

夜色下的大海是安稳与浩荡的，不时地堆起一波波雪花般的浪涛，前赴后继地向岸边冲来，发出一阵阵哗啦啦的声响。有同行者站在海边，一拨拨扑上海滩的海浪向他们蓦然地冲了过来，他们发出一阵惊呼般地欢笑声，急促地向后快速退去。

卡夫卡的小说是最典型的，他是学法律的，却在一个保险机构任职，由此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相，他的气质是忧郁的。叶老师说。我很喜欢吴冠中说过的一句话，叶老师接着说，他说：审美的邪性。说着，叶老师笑了，他说得真好，审美是有邪性的，他一下子抓住审美的本质，文学就是要一反常规，它是邪性的，特别的，发现的是人生的悖论。歌德与席勒有过一段友谊，席勒非常欣赏歌德，当时他在德国文坛深具影响，他给歌德写信，而歌德一开始并没重视他这个人，回信也是敷衍，直到有一天，席勒在信中说：天才的創作行為本身對創作者是個秘密。这才引起歌德对他刮目相看。他说出了创作的奥秘，这让歌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好的文学是从不按照常理出牌的。

我也觉得小说创作是神秘的，它总会在不自觉中逸出创作的所谓规则，而一意孤行，它只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发达。我说，我在八十年代是从事文学批评的，可当有一天写起了小说来时，竟发现我的一些小说我自己都无法确知它究竟在表达什么，它超出了我理性概括的范畴，人生由此而在小说中变得暧昧而无解，但这个感觉让我感到了舒服。

过去有人说理论是先于创作的，我一开始不能理解，直到后来很久，我才发现这是真理，创作是会走在理论前面的。叶老师说。

那是因为理论相较于小说而言是滞后的，道理挺简单，小说的来源是生活本身，它诉诸于生活本身予以作家的启示，而将它描述出来，它的资料来源是第一性的，而理论则是对生活资料的提取与概括，是先有了生活现象，才有了理论发现，这就如同先有了古希腊悲剧的《俄狄普斯王》，才有了后来的弗洛伊德的“俄狄普斯情结”，这是文学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我说。

来海南的第二天，我在陌生的人群中发现了叶老师，我快步向他走去，我说叶老师您好，我们当年在阿根廷使馆见过。他看了我一眼，象是要努力辩认一下当年曾有过的记忆，显然失败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叶老师说。十多年前了，我说。

你怎么会去哪呢？他好奇地问。

我笑说是受当时一个使馆朋友的邀请。

这趟受腾讯之邀的海南之行，事先我就问过腾讯的工作人员，同行的人中还有谁？她们报了一串名字，除了个别人，大多是我所陌生的，直到她们说到有叶廷芳老师时，我才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愿意参加这次活动。

叶老师的思想在八十年代曾对我有过重大的启蒙意义，那时我们对遥远的西方一无所知，更别说对西方现代文学了，闭门锁国的时间太长久，我们几近对西方的现代文学一无所知，叶老师的名字就是在那时被我注意到了，他大量的介绍西方经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文章与见解，让我大开眼界，那时的我对西方的信息与知识的获取如饥似渴，但又不懂外语，只能通过像叶老师这样的启蒙者的文章，来为自己打开一扇通过世界的窗口，所以我对他一直感恩在心。

叶老师是一个白发苍苍的独臂老人，在人群中总是显得那么的落寞而孤单，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腾讯既然邀请了这位上了年龄的老人，为何又不安排人来专门照顾他？

同行的大多数人为时下最活跃的“名人”与“名博”，过去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也足以说明我的孤陋寡闻，但我非常高兴能与叶老师同行。

那天坐在汽车上，我们又聊起了文学与哲学，他说，你应当读读康德，现代哲学是从他那开始的。

我说我读过一些，我喜欢康德的论述，他强调了一个我们所不知的置身我们之外的物自体。

在我看来，在康德之前，自笛卡尔之后，人们过份地相信了“我思故我在”的理性的力量，相信依据理性我们完全可以认识这个纷扰多变的世界，并按照人的意愿望来揭示它，亦所谓理性的胜利。黑格尔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将宇宙万物通通纳入到了他的庞大的正反合式的哲学体系中，从思辩逻辑中给予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诠释，似乎是尽善尽美了，但康德却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无法确切认知的物自体，理性固而有了一个认识的极限，那个物自体并不会按照人的意志而运行，他是自洽的，自在自为的。

我们还聊起了古典音乐，叶老说他喜欢贝多芬，我说我也喜欢，我还喜欢肖斯塔科维奇、马勒，叶老“哦”了一声，略略地思索了一下后，他遥望着远方又说，我喜欢浪漫主义时期的古典音乐。

我乐了。我说叶老师，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莫扎特与肖邦。

这时叶老偏过脸来看向我，脸上倏地出现了一抹孩子般略带点羞涩的微笑，轻轻地拽拽我说：咦，我们连这个爱好都一样！我也不怎么喜欢莫扎特与肖邦，但我平时不敢说，可没想到你也与我一样呢。

我们接着又聊起了萨特与加缪，叶老说，其实萨特在小说上的才华远不如；加缪，加缪是一个奇才，他的文学见识很现代。

我说萨特的小说只是他哲学的另一种表述，文学性不强，不象加缪，他的文字就充满了横溢的才华。

叶老说卡夫卡确实了不起，他写的都是一个人陷在困境中，就写一个人，但里面充满了悖论式的人生困境。

比如他小说《审判》中有一个特别的章节，叫《法庭门外》。我说。

哦，对，那个描述很有意思，那个人一辈子进不了法庭的大门。叶老说。

因为守卫永远在说，你再等等，我们在请示，会有一天让你进去的。我说。

可最后他快死了，还是没能进入大门，可那个守卫却告诉他说，法庭的大门其实是为你开的。叶老说，你瞧，多么荒谬。

所以卡夫卡的小说象是一个寓言，关于人生与世界的寓言。我说。

他的小说是哲学的。叶老说。

叶老还说，其实席勒如果不英年早逝，他在德国文学上的贡献会非常了不起，不会比歌德影响差，这个人的思想和才华其实很厉害，可惜，走得太早了。

迪伦马特的话剧也非常好，他总会在人生中发现荒诞。叶老说。

可我对迪伦马特的看法是，他的话剧太过于理念了，以致影响了作品本身，我更喜欢奥尼尔，他的悲剧让人长叹，而且充满了现代性。我说。

他是很好，还有莎士比亚话剧，那么伟大。叶老感叹地说。

我无法想象一个当年的戏子，怎么可能写出那么多伟大、不朽的戏剧，无论悲剧还是喜剧都那么的精采绝伦、无与伦比，这太不可思议了————莎士比亚。

所以他是一个天才。

我感觉是上帝专门造出了这么一人似的。我说。

有时你不得不相信有天才，所以真正的作家都是天才。。叶老说。

回到北京后，我给叶老写了一封信，我告诉老人，海南之行于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您，从而我受益非浅。我还寄去了我的话剧剧本《岁月》———那是我答应让他看的，因为老人喜欢话剧，我也非常想想听听他的意见，老人知识与学养均让我高山仰止。

老人回复我说：我与你感觉无异，与你认识也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老人后来又回复我的信说：

     对我来说，爱情和友谊是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爱情我可惜迄今尚未体尝过，所以友谊就显得更为宝贵了！

   真正的创作乃是生命的自我燃烧。只要是这样产生的作品，最终会引起别人的共鸣的。故我支持你的坚守精神！

     我想对叶老说一声，谢谢您，叶老，谢谢您的信任与鼓励，在我人生的困惑与迷惘中，能遇见您是我的荣幸，我从您的身上看到了仿佛消失了的属于思想与文学的那一束光亮，由此，让我倍受鼓舞。我会坚守我信念中的文学理想。

                            2013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