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了记忆的丧失，我的小说写作一直在困境中踯躅、徘徊，举步维艰，甚至有时会出现寸步难行之境。

习惯于上午的写作时间亦常因思路的卡壳而终止，然后是长久地对往事的追念与缅怀———那个遥远的在我人生中显得弥足珍贵的军旅生涯。

可是既然“弥足珍贵”又为何会出现记忆的断裂？当我叩问这一问题之时连我自己都无语了。

一个“意外”出现了：我的一位战友在微博上突然显身，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看看那个当年的王斌与现在的你有何不同？后来他感叹道：毕竟还是不同的，那是因为时间改变了一个人。我见后蓦然一惊，因为他提及了“小帽山”———那座只有战友们才会知道的地名，那是我们这一批１２０部队的战友们曾经的光荣与梦想，我甚至注意到他的网名亦有120的字符。无疑，他定然是我的战友了。

于是我问：你是谁？叫什么？

他没有回答，只是质问：小帽山有几个军队的干部子弟？又有几个1971的兵？

我想了很久，回答说：我记不起来了！

这是我的真话。

他一直在提示我的记忆，一直在说当年的一些事，甚至说到1971年服役的战友的姓（但没说出名字）。

在那个狂风呼啸的小帽山上，我度过了我的青春年代，而那座荒凉空寂的山上，记忆中最多人时也只有十几个人（我们曾戏称自己为“十八颗土人参”，以区别于样板戏中“十八颗青松”一说），我清晰地记得小帽山上的地理环境：我们住在山凹里，而在山顶上，一块巨石之下，是我们侦听马祖的工作站，我们一天24小时转流值班，监控着敌方的电台与军情活动，我记得站在巨石顶上，可以眺望如同飘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的几座巨轮般的孤岛，

我们无法看清敌岛（马祖列岛）的人与车（那时传说中驻扎在厦门的我们120支队的三分队就能观望到对面金门岛上的人与车，甚至听到那边传来的广播，当时我非常羡慕，因为内心充满了好奇——敌人长得什么样？隔海相望又竟然是敌对的双方岂不是太刺激了吗？），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电子器材，通过我们戴在耳畔的耳机，清晰或模糊地听见敌人的声音。记得敌营有例行性的调整位置的惯例，而他们彼此的呼叫代号（比如山东呼叫河南）亦一周改变一次（如改变成临沂呼叫南昌），敌方的电台呼叫时常是以大陆的地名来命名的。

但他们称谓的改变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了他们的话务员，虽然这些人均带有浓重的闽南口音，粗听上去声音大同小异，但我们均已锻炼出了一对灵敏超常的耳朵，无论他们怎么迁移方位，改变称呼，我们都能够迅速得判断出这个话务员属于敌营中的那个部队，甚至是那个连属，一旦做出判断，我们又会迅疾地在不断改变的敌情地图上重新标注他们的最新位置。

这就是当年的我们。听上去颇富传奇性，而且刺激。难道不是吗？

是的，当时的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无论值班时有多无聊（完全是重复性的工作）、多寂寞（除了风声，和耳机里传来的千篇一律的声音之外，我们听不到任何其他的信息，哦，对了，多少还有一位对面而坐的同为值班的战友，实在无事可干时我们偶尔可以扯点闲蛋，但大多都属不着边际的胡聊，那时可聊的信息太少，政治话题是犯禁的，更何况我们住在一个人烟稀少与世隔绝的荒山上）。

部队严格规定不能收听敌方的广播，而我经常趁人不备时会在双机（我们值班时每人守着两台侦听机，同时搜索敌情，一般的情况下如一台发现“情况”，先锁定频道不动，别一只手上的机器仍在搜寻中，同时还得将锁定的那个频道中传出的敌方对话用文字形式速记下来。听上去不可思议，一脑多用，但这就是我们当年不变的工作程序）搜索时寻找苏联对华广播电台，收听他们的对华的反动宣传，觉得备受刺激，心情变得无比亢奋，因为可以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信息，只是要当心，不能被别人发现，否则会到严厉惩罚。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大家都会偷偷地瞒着对面值班者这么干，只是心照不宣而已，毕竟那种周而复始的枯燥乏味的生活太寂寞了，只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儿。

那个战友后来问我，你记得周鹤龙吗？

当然记得，我回复道，当年就是他将我从部队赶出来的。我本想追加一句，这个人我会记一辈子，因为他毁了我的理想——一辈子从军，未来有一天当上一名驰骋沙场的将军以报效祖国的理想，这是我们这拨军队子弟自幼就形成的远大抱负与理想。

那个周鹤龙是我们当年在小帽山上的最高长官，他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通知我退役消息的。记得一个漆黑的夜晚，狂风嘶吼，我甚至想过用我的步枪干掉他，玉石俱焚，他毁了我，我也毁了他，大家同归于尽———这种仇恨的心理后来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只有当我进入了人生的中年后，追忆往事、告别过去时，我才想着用我的文字将它记录在案，

但战友仍不愿说出他的名字，虽然我一再追问。以致到了昨天，他又留下一句话：你还记得是谁陪你去找周鹤龙的吗？

我一下子怔住了，沉默良久，在记忆中搜索着这一幕。按说，这个记忆于我当清晰的，因为他提及的这次去找周鹤龙显然是为退伍一事，我想做最后一次挣扎，继续留在部队，毕竟那时正常退役的老兵名单已公布（记忆中有二人，我甚至买好了送他们的笔记本，并在上面写下了我的临别赠言），我属于突然袭击式的被告知，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感觉中就是一次恶意的报复——几天前，我公然违抗了周鹤龙的命令，他责令我将闯进营区的“老百姓”捆绑起来送出营区，我当时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说：我不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说：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说完，我昂首挺胸头地从他面前走过，心中充满了自豪。

几天后，我的退伍通知下达。

但我仍无法忆起与我一道找周鹤龙的战友名字，我只能沮丧地告诉他，我还是想不起来。随后，在今天，他留下了最后的留言：算了，就此告别！

我惭愧了，无言以对，但这不能怪我，我的那段记忆确实处在失忆中，我无法欺骗自己：哦，我想起来了——尽管我知道这样一说他会高兴的，显然他能忆起我们的当兵时的细节，而我不能，我是一个对过往岁月的“失忆者”。

失去了过去的记忆，就将意味着我失去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我当忏悔了！

这就是我小说之所以举步维艰的缘由。小说是虚构，其实我无须去刻意还原当年的一点一滴，那是毫无必要的，但我需要以那时的生活为生活模本，以此而升华出对一个消失时代的书写与记录。

我很想对我的这位————至今不知名字的战友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失忆，原谅我对我们共同经历岁月的“漠视”，虽然它并非出自我的本意，我只是想恳求你，请说出你的名字，以便让我们重返我们当年的现场———重述记忆！